《越缦堂读书记》经部 春秋类清 · 李慈铭
◎春秋
《春秋》昭元年，晋荀吴率师败狄于大原。《公羊传》云，此大卤也，曷为谓之大原？地物从中国，邑人名从主人。何氏《解诂》云：古史文及夷狄之人皆谓之大卤，而今经与师读皆谓之大原。地物从中国者，以中国形名言之，所以晓中国，教殊俗也。此地形势高大而广平，故谓之大原。邑人名从主人者，不若地物有形名可得正，故从夷狄辞言之。《谷梁传》云，中国曰大原，夷狄曰大卤，号从中国，名从主人。又《谷梁》襄五年仲孙蔑卫孙林父会吴于善稻。传云，吴谓善伊谓稻缓，号从中国，名从主人。范氏《集解》云，夷狄所号地形及物类，当从中国言之，以教殊俗。人名当从其本俗言。又昭五年叔弓帅师败莒师于贲泉，狄人谓贲泉失台。号从中国，名从主人。又《公羊》桓二年取郜大鼎于床，传云此取之宋其谓之郜鼎何？器从名，地从主人。《谷梁》云，郜鼎者，郜之所为也；曰宋，取之宋也；以是为讨之鼎也。孔子曰，名从主人，物从中国，故曰郜大鼎也。慈铭案，《公》、《谷》于此屡发传者，七十子所受夫子之微言，正名之学也。地物从中国者，如东曰夷，西曰羌，南曰蛮，北曰狄，其字皆有义，此中国名之，非彼所自名也。肃慎之矢，越裳之难，以及《周书》、《王会解》所言义渠之，渠叟之犬，规规之麟，西申之凤，其矢也雉也也犬也麟也凤也，亦皆从中国之名，非彼所自名也。此地物从中国也。邑人名从主人者，如东则曰朝鲜，曰乐浪，曰秽貊，曰辰韩；西则曰林氏，亦曰央林，亦曰于陵，曰渠搜即渠叟，曰康，曰侥；南则曰瓯，曰僬侥，曰共人，曰自深，曰旁春：北则曰匈奴，曰撮狁，亦曰獯鬻，曰肃慎，亦曰稷慎，亦曰息慎，其名皆无义，从其国自名名之，其音或转而无定。故楚之封本曰荆，书曰荆州，《诗》曰蛮荆，曰荆舒，此中国之所名也，楚则其所自名也，后即从而称之。推之而句吴也，于越也，皆其所自名也，其后能以名自通于上国，则止曰吴曰越。《公羊》定五年传云，于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此邑名之从主人也。人名则如介之葛卢也；长狄之侨如也；戎之驹支也；即莒之渠丘也，犁比也，庚舆也；吴之寿梦诸樊余祭等也；越之句践也，适郢也，勋与也；其名皆无义，皆其所自名也，此邑人名从主人也。鲜虞者，其国名也；白狄者，中国号之也；中山者，因其地形名之也。瞍瞒者，其国名也，长狄者中国号之也。能以其名通于中国，则楚之吴之越之；不能以其名通于中国，则狄之而已，不称其国名也。寿梦一名乘，诸樊一名谒，阖闾一名光，此以其名之通于中国者也，然《春秋》于寿梦不书吴子乘者，吴未能以名通中国也。于阖闾书吴子光者，能以名通于中国，故进之也。王莽改匈奴曰降奴，改其单于名皆一字，此莽之愚。魏太武改柔然曰蠕蠕；宋齐梁称魏为索虏，魏称宋齐梁为岛夷，此当日诸国君臣之妄也；皆不知《春秋》之义者也。金太祖太宗及诸王，皆别一名以同诸华，此金之速变旧俗，故其弱易，其亡亦速。南宋于金始君事之，后父事之，伯叔父事之，而境内之文，则概斥为虏。其先于辽也亦早为兄弟之国，是辽于宋如楚吴越之名通上国矣。金于宋始则如共主，后则如盟主矣，而宋人纪载皆虏之，是妄而无耻，皆不知《春秋》之义者也。是皆夫子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者也。乌呼！今之与西洋交也，其物皆从中国号之也，其地则不从中国，不从主人，而概曰各国也，记载文移，讳莫如深，不敢直称其国名，而举首一字以名之。记载则曰某国，文移则曰大某，是岂《春秋》之所及料者哉。至《春秋》昭元年之文，《左氏经》作大卤，传作大原，大卤者，今甘肃之固原直隶州旧属平凉府，《汉志》之安定郡卤县也，（此当从宋氏翔凤过庭录之说，锺氏文蒸谷梁补注驳之，非。）本狄地，则邑名当从主人作大卤矣。地者据其大言之，如曰夷曰狄是也；邑者据其小言之，各国有方言，即以名其邑，如今之土名。中国亦有方言，故邑名地名，多不可解，非止四夷也。凡如越之御儿椭李，皆方言也，即诸暨余暨余姚上虞，亦方言也。后来地志，强以文义傅会之，后人之陋也。会稽为扬州之山镇，地之大名也，故有文义可绎，所谓号从中国也。《左氏春秋经》古文也，故作大卤，后之经师，以地形知之，读曰大原，三传皆同，而《公》、《谷经》亦作大原，此《公》、《谷》非亲受于孔门，其经至汉始著竹帛，皆今文，固不如《左》氏之显证也。至善稻吴地也，善与伊，稻与缓，皆声之相转；善稻伊缓皆方言，吴之所自名，无义可绎，急言之则曰善稻，缓言之则曰伊缓，译音无定字，亦所谓邑名从主人，非中国谓之善稻，吴谓之伊缓也。贲泉者鲁地也，狄人谓之失台，失台当从杨疏作矢胎，段氏玉裁谓读贲为矢，犹今俗语谓粪为矢，矢胎狄语之贲泉也。至郜大鼎则史之常文，其鼎本郜所作，而取之宋，则曰取郜大鼎于宋，此古今通语，本无经恬也。二传曲求经文，无理而发难，自龋ɡ缠，如石五六之比，遂亦以孔子名从主人物从中国之言傅之，于是有谓中国指鲁言者，有谓主人指后所属者，异说滋纷，皆二传琐屑之病。而以郜大鼎及大原两传观之，则《谷梁》明见《公羊》之文而从之，刘逢父谓《谷梁》在《公羊》之后者是也。
光绪癸未（一八八三）九月初一日
◎春秋集传辨疑（宋陆质）
阅陆质《春秋集传辨疑》，其书大半肛说，然其驳《左》氏固多妄，然其驳《公》、《谷》则颇近实，以《公》、《谷》亦多肛说也。文笔峭简，非宋以后所能。
光绪庚辰（一八八○）十月二十七日
◎春秋别典（明薛虞畿）
阅《春秋别典》十五卷，守山阁本，明海阳诸生薛虞畿字舜祥讠巽，其弟虞宾补辑成之。依《左传》十二公世次，采辑史子各书之事涉《春秋》者条录件系，其凡例谓《国语》、《公谷》、《檀弓》以既列于经而不录，管晏二子以太繁而略删，庄列诸家以寓言而节取，体例颇有斟酌，搜集亦云繁富。后有朱竹姹跋，言钞撮具见苦心，而阶其各条之末，不疏原书，为明人之积习。金山钱氏谓其所采约六百余事，《说苑》一书居三之一，其余杂出于《大戴礼》、《韩诗外传》、《逸周书》、《战国策》、《史记》、《吴越春秋》《列女传》、《家语》、《孔丛子》、《管子》、《晏子春秋》、《墨子》、《庄》、《列》、《韩非》、《吕览》、《淮南》、《春秋繁露》、《新书新序》、《抱朴子》诸书，而误收《晋语》二条，编次亦有先后倒置及脱漏舛错，然其用心可谓勤矣，因为之逐条补注出处。有一条而兼取两书或三书者，依文之节次一一注之；有事与书同而文句小异者。或别有所据，或以意增损，则注云某书文小异。其显然谬误者，则附案于下。薛氏此书，虽所采无奇秘之籍，然有益于学者不浅。钱氏注之，更为完密。窃谓此与孙渊如氏《孔子集语》两书，当并梓之家塾，为读经者所必需也。
同治癸酉（一八七三）二月初六日
◎春秋阙如编（清焦袁熹）
阅焦袁熹《春秋阙如编》，犹困学楼旧藏物也。值乱，弟辈偶携出，遂以得存。是书凡七卷，止于成公八年，而后附以《读春秋》十一则，共为八卷。《四库书目》极称之，谓近代说《春秋》者，以此为最。然《春秋》舍左氏《传》，则无从下手。袁熹欲一空附会穿凿之说，而不信《左传》，谓其多诬，概以圣人修《春秋》，不过仍旧史之文，直书而义自见，无所褒贬，则当日亦何所容其笔削？又何以游夏莫赞一辞乎？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者，谓于事本阙者则阙之耳，非谓史必以阙为美也。故曰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袁熹以此命名，便为不知《春秋》之义。其中议论，多景（俗作影）附迁就，自相凿枘。于三传之说，忽信忽疑，进退无据，盖凭私自用，而又济以学究迂腐之识。观其孙锺璜之跋，谓袁熹尝言《春秋》以啖助赵匡陆质三家为最优，则其识趣可知矣。袁熹本以时文小题名家，其书固无足取。《四库书目》虽纪河间总其事，然为之者非一人。河间于经学本疏，今提要所论三礼极精，皆出于戴东原氏之手，余经馆臣分纂。如此书提要，尽由不学之人所为，不足为定论也。
同治丁卯（一八六七）六月二十六日
◎三正考（清吴鼐）
阅吴大年《三正孜》，分上下两卷，大约据元儒张氏以宁、明儒李氏濂之说，参取诸家，以驳胡武夷蔡九峰之谬论。而于元儒则引赵氏访，国朝则引顾氏炎武、陈氏廷敬、蔡氏德晋说为多。上卷条列三代以前建朔及改时改月之证，冬可为春之辨，商周分至不系时之辨，三正通于民俗之说，下卷条驳何邵公程伊川胡康候蔡季陈止齐程敬叔（端学）吕泾野说之误，皆疏通证明，言简而，诚如《四库提要》所言，篇帙无多，而引证详明，判百年纷纭□曷之论，于经学深有功焉。惟信《伪古文尚书伊训》、《大甲篇》，申明其两十二月之说，而反以李川父疑之为非。又以唐虞为皆建寅，而以郑康成谓尧正建子，舜正建丑为无据。案《尚书正义》引郑注尧正建丑，舜正建子，盖三正为寅丑子迭嬗，故孔冲远推郑意，以为女娲建丑，神农建子，黄帝建寅，少嗥建丑，颛顼建子，帝兽建寅；而马融注《甘誓》怠弃三正，云建子建丑建寅，则以尧为建子，舜为建丑，似违其次，不若郑说为惬。吴氏既误以马说为郑说，又以唐虞夏为皆不改朔，殊为失孜耳。吴名鼐，无锡人，乾隆丙辰进士，官工部主事，顾栋高序。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正月二十一日
◎春秋说略（清郝懿行）
阅郝氏《春秋说略》。郝氏书以《尔雅义疏》为最精，其用力亦最久，儒者推为此书绝学，几出邵氏《正义》之上。其书阮仪徵先刻入《学海堂经解》，至咸丰辛亥故两江总督陆建瀛始刊版单行于江宁。癸丑陷城，遂毁焉，故流传绝少。《春秋说略》多主左氏《传》，而时有所匡正。其持议在涵泳经文，自得其旨，不必强立义例，一洗自来以法家解经之蔽，亦可谓卓然独立者矣。
咸丰辛西（一八六一）正月十八日
◎春秋朔闰表发覆（清施彦士著）
游厂阅市，见有崇明施彦士朴斋所著《春秋朔闰表发覆》四卷，首有与张丹邮太守（作楠）往复书数通。（按书眉有附记：张丹祁吾浙金华人，嘉庆戊辰进士，朴斋，道光辛巳举人，出吾乡汤文端之门。）其书多正陈厚耀之误，固专门学也。又《历代编年大事表》一卷、《推春秋日食法》二卷，买之不成，因倚椟观逾时而罢。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正月二十一日
◎春秋古经说（清侯康）
阅番禺侯君谟孝廉（康）《春秋古经说》共二卷。经文以左氏古文为主，而辨公谷之异文。谓公谷得于口授，远不若左氏明箸竹帛之可信，而公羊又出于谷梁之后，尤多臆说，人名地名之误，皆乖事实，条系而辨之，说经铿铿，皆有坚据，较趟氏坦之《异文笺》、臧氏寿恭之《左氏古义》更为守之笃而论之精，世之左袒《公羊》者无容置喙矣。
光绪甲申（一八八四）十一月二十五日
◎春秋三传异文释（清李富孙）
阅李香子《三传异文释》，凡《左传》十卷，《公羊》、《谷梁》各一卷。其书龋ō典注疏及子史诸书所引文字异同，附以石经旧椠，皆折衷是非，证明其义，大要以《说文》为主，以雅训为辅，专于形声通假，求其指归，采掇近儒，颇为赅密。书成于赵氏《春秋异文笺》之后，故于君氏尹氏等大端之异，皆置而不论，盖可为读《左》氏者小学之助矣。蒋氏别下斋所刻诸书，惟李氏兄弟所著三种，有功经学，其余皆短书小集，无甚重轻。如《石门碑晔》，乃嘉庆中诸城王春林（森文）署陕西略阳县知县时于褒城县石门道中摸拓摩崖石刻，自汉杨孟文《石门颂》以汔宋人题名，凡二十五种；或别写释文，或缩临真迹，而附以《游石门记》及略杨白崖之《甫阝阁颂碑考》，写刻精工，足为清玩。其曰酵者，汉碑以当释字也。又《箕田考》，乃朝鲜人西原韩久庵（百谦）所著，以朝鲜平壤城外田分四区，区皆七十亩，为田字形，谓是箕子遗法，合乎殷人井田七十而助之制。《峡石山水志》乃雍正中海宁蒋担斯《宏仁》记其峡石镇西山之胜，前有于越陈梓序，谓由吴门及海昌，中间数百里原野平敞，而巍然隆起，乃有峡川两山，独高于横殳，骚人墨客，遂借以游憩。又谓尝于秋霁登智标浮图，望吾越中诸山，澹烟一抹，白鸟双去，其语题目佳境，颇有小品胜致，盖亦能文之士，惜其字里颠末，不可考矣。两山者，审山（亦名沈山。）紫微山也。
光绪乙亥（一八七五）十一月二十日
◎春秋异文笺（清赵坦）
阅赵宽夫《春秋异文笺》。其说多主左氏，于古人文字借通用，考证颇博。
同治丙寅（一八六六）三月十五日
◎春秋述义拾遗（清陈熙晋）
阅陈熙晋《春秋述义拾遗》。其首一卷辨杜氏《集解》序注疏之说，自卷一至卷八依传文之次，共一百四十三条，末一卷为河间刘氏《书目考》，又缀以《隋书》、《儒林传》。其每事先标举经文，附以杜注，然后顶格录刘氏《述义》语，皆采自《正义》，又低一格列《正义》说及古今诸家说，后加案曰，以折衷之，亦间有驳刘氏说者。论颇平允，而考证未博，颇有空言，文义近于批抹家者。其为鲁夫人一条，不知传文本无曰字，为即曰也。每条下多附监利龚绍仁评语，尤为非体。
光绪乙酉（一八八五）七月初四日
◎春秋繁露（汉董仲舒）
阅《春秋繁露》，抱经堂本，凡十七卷八十二篇，最为足本。近儒赵敬夫钱溉堂卢召弓等校之者十三家，然尚有讹错不可读者。《玉杯》、《竹林》、《玉英》三篇，名皆与其文不类，《俞序》篇名，尤不可解，自由后人掇拾分裂所致。又全阙者三篇，并其名亦失之。董子之学，由《公羊》、《春秋》根极理要，旁通五行，可以见之施用。此书所载如《求雨》、《止雨》两篇，盖三代相传古法，非同术数，后儒昧于阴阳，遂轻议之。岂知圣人之言天道，多以事之近者求之。如《周礼》、《月令》所称，皆有至义，固不可为少见多怪者道也。其说《春秋》，尤独得精意，何氏《公羊》之诂，多出于此。欧阳永叔讥其王者大一元之说，惑于改朔；黄东发讥其以王正月之王为文王，及宋襄公由其道而败之语，于理不驯；此皆《公羊》家语，非董子所瓶。至程文简讥其辞意浅薄，则猖狂之言，更不足论矣。
同治丙寅（一八六六）三月初九日
读《春秋繁露》第七十七《循天之道篇》，校正数条，坩记于此：
是故东方生而西方成，东方和生北方之所起，而西方和成，南方之所养长，起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生养，长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成。案两长字本皆养字下校者旁记字，盖一本作长也，上云北方之中，用合阴而物始动于下，南方之中，用合阳而养始美于上，谓冬至物动于下，夏至物所养美于上。此云东方和生北方之所起者，谓至春分而物之动者始发生也；云西方和成南方之所养者，谓至秋分而物之长者始成就也，故下云起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生，谓不至春分中和之处，物虽起不能生也。云长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成，谓不至秋分中和之处，物虽长不能成也。以文义论，两养字皆作长字为胜。故校者记之，而后人误并连写，遂不可读矣。
高台多阳，广室多阴，远天地之和也，故人弗为适中而已矣。法人八尺，四尺，其中也。案法人八尺上有脱文，《尚书大传多士》曰士堂广三雉三分，广以二为内五分内以一为高。郑注雉长三丈，高穹高也，然则古人宫室以士制言之，高一丈二尺，此云法人八尺、四尺其中也，谓宫室高于人四尺，仅一身之中，使不远天也。
是故君子甚爱气而游于房，以体天也，气不伤于以盛通，而伤于不时天，并不与阴阳俱往来，谓之不时，恣其欲而不顾天数，谓之天并。案盛通上当有时字，以时盛通，与下不时天并句对。天并当作夭逆，夭逆与盛通反对为文，以形近谒作天并。
光绪壬午（一八八二）二月十六日
◎春秋元命包（明孙毂）
《春秋元命包》说刑字曰，荆刀守井也，饮水之人，入井争水，陷于泉，刀守之，割其情也。段氏谓其说不经。《说文》荆在井部，易说井者法也，以视《元命包》说，如摧枯拉朽。慈铭案，纬说自有所本。昔隋《天文志》皆云东井八星，法令所取平也，王者用法平，则井星明。钺一星，附井之前，主伺淫奢而斩之，故不欲其明，明与井齐，则用钺于大臣。此即《元命包》说荆之意也。盖陷入于泉，非专指水言，凡溺于名位货利皆是也。井所以养人，无刀以守之则争，便利而不知止，遂陷于荆，此制字之本谊也。
光绪辛巳（一八八一）八月三十日
◎左传
《左传》襄公十八年，晋人执卫行人石贾于长子。《释文》长丁丈反，又如字。《汉书》、《地理志》上党郡长子颜师古注曰：长读如长短之长，今俗读作长幼之长，非是。案《两汉志》、《晋志》、《唐元和郡县志》、《新旧唐志》宋《舆地广记水经注》，皆无说，但云周史辛甲所封邑而已。（路史以为纣太史。）《水经注》又引《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十二年郑取屯留尚子涅谓尚子即长子，是亦不读长短之长矣。孜长子自汉及晋皆属上党郡，唐宋属潞，自元及今皆属潞安府。《汉志》上党郡有潞县，云故潞子国，有屯留县，《左传》作纯留。《水经注》云故赤狄国留吁国也，潞氏之属。近儒遂谓长子乃长狄之长。然辛甲所封，何又属之长狄？《唐十道图》以为尧时丹朱所封，故谓之长子城，亦曰丹朱城，其说诚无稽，以为长狄，亦附会不足信也。
同治癸酉（一八七三）九月二十八日
左氏经传文之误，如桓十五年传人尽天也父一而己，误天作夫，遂致杜《注》妇人在室则天父、出则天父二语为虚设。段氏五裁据《唐律疏义》、《音义》两引俱作人尽天也以正之。
庄三十二年经传城谷误作城小谷（此后人据公谷二传以改左传也。二传经文误多一小字，遂以为鲁邑。凡二传之与左异者，往往因文字讹脱。）遂致杜《注》引谷城县有管仲井为不相应。孙氏志祖据《公羊疏》称《左传》作谷，与二《传》异；且引昭十一年传文齐桓公城谷而实管仲焉。杜注城谷在庄三十二年以正之。（此条阮文达已采入校勘记。）
今日偶阅《左氏正义》，如昭八年传游服而逆之，请命，对曰：闻强氏授甲将攻子，子闻诸？曰：弗闻。子盍亦授甲，无宇请从。案将攻子，当作将攻予。《左传》予皆作余，此偶作予，遂因下文误为子耳。请命者，乃陈桓子请子旗之命，盖桓子忽见子旗之至，以为事露，故既改服而逆，且问子旗之来何所见命也。游服者，宴游之常服，杜注以为游戏之服，似非。对曰云云者，子旗对也。曰弗闻者，桓子诡言弗闻也。盖子旗本欲往子良家，（子旗兼治子良之室，自当往其家，故正义驳服虔说以将往为欲往陈氏者非也。）因数人有授甲之告，故至陈氏问之不得，桓子告以授甲而反云弗闻也。且子旗自言弗闻，则桓子亦不得遽有授甲请从之言。杜注请命为子旗问子桓所至者，盖误，此以情事推而得之耳。
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注胡公满遂之后也。案不淫者，满之字也，淫者满也。《说文》淫浸淫随理也。一曰久雨曰淫，浸淫即衍溢之意，淫雨亦作霪雨，亦言其久而满淫也。淫夫淫乱之字，本作侄，垩者近求也。此等字皆以声包义，妊乱作淫者，乃通借字，亦引伸义。满字不淫者，满而不溢之谊也。
舆嬖袁克杀马毁玉以葬，楚人将杀之，请之。《注》云，置马玉。案既杀马毁玉以葬矣，安得而复实之？者弗杀也，实犹舍也，读如唯执所之，谓袁克请而赦之也。
桓子授甲而如鲍氏，遭子良醉而骋，注云欲及子良醉，故骋告鲍文子。按醉而骋者子良也，加而骋二字，醉状如见。故下文又云皆将饮酒，情事宛然。若如杜注，则此时未遣人视，二字安知其醉？
光绪乙亥（一八七五）四月初八日
《左传》昭公九年，又饮外嬖嬖叔，两嬖字文不成义。《檀弓》作李调。窃意下嬖字当作{辟}，《说文》{辟}治也，引书有能俾{辟}，今《尧典》作，者本草字，古文义为{辟}也。{辟}叔为调之字，调者治也，名字相应。外嬖{辟}叔与外嬖梁五，文法正同，因{辟}字少见，遂亦误为嬖耳。外嬖对内宠言，当是近臣执御之流，注谓外都大夫，亦非。
光绪辛巳（一八八一）七月二十五日
《左传》襄二十五年九世之卿族，杜注，甯氏出自卫武公及喜九世。孜古人世数皆连祖言之，杜氏《世族谱》云，武公曾孙甯跪文仲，跪孙庄子速以下武子俞、成子相、惠子殖、悼子喜，俱不言世数。然武子以下，《左传》杜注皆言其系，（惟成十四年甯惠子无系。）而《国语》韦注云，甯庄子甯穆仲静之子，甯速则文仲之子为穆仲。甯庄子当卫懿公时，而《左传》庄六年卫放甯跪于秦，雷氏学淇谓当是文仲。以时代言之，跪当惠公初，速当懿公末，祖孙代仕，亦事之恒。（哀四年又有卫甯跪救范氏，盖悼子之疏族。世族谱杂人内亦有甯跪，当即指此人。）《姓纂》四十六径甯下云，卫武公生季，食采于甯。弟顷叔生跪，跪孙速生武子俞，俞生殖，殖生悼子喜，九世卿族。案如《姓纂》，则跪为武公孙，与杜氏言曾孙不合。古无弟承兄之采邑为氏者，且顷叔为季軎弟，亦是公子，何得蒙兄之氏？盖弟字上有脱文，顷叔当是季之子或弟是生之误，则跪为武公曾孙。杜氏于成二年甯相注云，甯俞子；于十四年惠子止注云，甯殖疑殖是相弟，故《姓纂》谓俞生殖，当有据也。如此则武公至喜，正合九世。洪氏莹、秦氏嘉谟皆以殖为相子，离武公数之为九世，非也。甯氏孙氏，同出武公。《左传》成十四年《正义》引《世本》云，孙氏出于武公，至林父八世。《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云，武公和生公子惠孙，惠孙生耳，为卫上卿，食采于戚，（诗从孙子仲，毛传公孙文仲也。秦氏疑耳即公孙文仲，故诗称孙氏。）生武仲乙，以王父字为氏，生昭子炎，炎生庄子纥，纥生宣子酋，酋生桓子良夫，良夫生文子林父。《姓纂》二十三魂云，武公生惠孙，惠孙生耳，耳生武仲，以王父字为氏，元孙良夫，世数皆同，盖皆出于《世本》。是所云八世，亦连武公数之。《世族谱》云，孙庄子级，武公三世孙；昭子，武公四世孙。雷氏学淇谓三是五字之误，是也。级纥字形音俱相近，未知谁是。孙庄子见《左传》哀二十六年，与甯武子垃称，靖成公之难。甯跪之被放，亦是忠于黔牟，与二公子同心；是孙甯垃公族世臣，功在社稷，献殇之难，两族俱亡，故太叔文子谓九世之卿族一举而灭之者，亦垃孙氏言之。孙与甯本一也，喜欲纳献公则必仇孙氏，孙亡而甯与之俱亡也。殖与林父为辈行，喜与嘉蒯等为辈行，武公至嘉等亦九世也。（此上当别出题目曰左传九世之卿族解。）
光绪壬午（一八八二）三月二十日
◎春秋左传诂（清洪亮吉）
阅洪北江《春秋左传诂》。其书务为杜难，搜寻古训，具见苦心。然杜氏大病，在于贬孔父仇牧诸人，误会《春秋》之旨；又好傅会左氏称国以弑称人以弑之言。其他年月小差，地理小失，俱不能以一眚之误，遂废全书。贾服之义，又尽零落，刺取诸义疏中所引单词片语，或转不足以胜杜说。洪氏惟述前贤，罕下己意，所诂经传，仅得十一，盖亦尚待增订，非成书也。
同治丙寅（一八六六）十一月十五日
阅洪氏《左传诂》。其书颇多误字，为随笔校正数条。稚存好攻惠松崖氏，屡举其《左传补注》之失，然惠氏湛深古学，实非稚存所能及。此如虞刺郑违，刘规杜过，虽可各存其说，终难遽掩前贤。
同治丁卯（一八六七）七月初一日
◎左传补注（清沈钦韩）
阅沈文起《左传补注》，其自序极诋公、谷及杜氏《集解》，言虽隽快，而以胡毋生等为汉之贱儒；以杜氏为起纨绔之家，习篡杀之俗，以孔冲远为卖国之谄子，以啖助等为儇恶，以宋人为吮杜预之涕唾，以元明人为目不识丁，以近人刘申受等为圣世之贼民；至谓以左氏视公、谷，如二八妙姝与盲母狗，殊病偏激，不似儒者之言。其书意主发明左氏礼学，如论继室，以声子谓大夫而下继室有为嫡者，故丧服之继母如母，天子诸侯不再娶，故继室而非嫡，《杂记》所谓摄如君也。论先配而后祖，谓《聘礼》大夫之出，既释币于弥，其反也，复告至于弥。忽受君父醮子之命于庙以逆其妇，反不告至，径安配匹，始行庙见之礼，是为坠成命而诬其祖。大夫宗妇觌用币，谓礼有内宗、外宗，郑云王同姓之女谓之内宗，王诸姑姊妹之女谓之外宗，又得兼母之党。《杂记》外宗为君夫人，犹内宗也。郑云谓姑姊妹舅之女及从母皆是。又有同姓大夫之妻，《丧大记》所谓外命妇也。又有外亲之妇，亦通谓之外宗。《服问》注云：外宗，君外亲之妇也，大夫宗妇觌，则外内宗之嫁大夫者及同姓大夫之妻觌夫人，非谓大夫与宗妇双双而至也。其言男女同蛰者，谓妇人而用币，是无别于男子。《列女传》、《嬖孽》载此事，谓妇费用币，是男女无别也，语尤明。论北面重席，新尊絮之召悼子，及旅而召公Θ，谓《乡射礼》主人献众宾后大夫辞加席主人对不去，加席注云：不去者，大夫再重席正也，宾一重席。又《燕礼》司宫筵宾于户西东，上无加席，此以宾无加席，故《燕礼》卿辞重席，明非君在前则得重席。臧纥以重席待悼子，明其为卿之适从卿礼也。新尊絮酒，如《士冠礼》再醮摄酒，有司彻司宫摄酒（士冠礼注：摄，犹整也、又三醮、摄酒如再醮。）更新，示敬也。《燕礼》卿大夫皆脱屦就席，主人乃献士于西阶上，所谓大夫举旅行酬而后献士也。《乡饮酒礼》云：既旅士不入，明士入，当旅酬节也。旅而召公Θ，以士礼待之，明其不得嗣爵。论使与之齿，谓与旅者子姓兄弟为齿也。《特牲》、《馈食礼》设堂下尊之后兄弟之子举解，为旅酬悼子，设席自在堂上，所旅酬之人堂上无位，公Θ安能与悼子为齿？论辊而登席，谓《燕礼》命安彻俎之后，乃脱屦升就席，皆坐。诗传不脱屦升堂谓之饫，是君之享臣有终日不脱屦者。燕虽脱屦，亦在礼终，故《少仪》云：堂上无跣，燕则有之。今褚师声子必是未命坐之先已跣而升堂，玩其臣有疾异于人、若见之君将壳之之语，必是足创不堪著屦，若勉著之，恐溃，须搁拭，将使君见而呕也。古者除遭丧于礼事，未闻徒跣。（案去屦谓之跣，去辚谓之徒跣。）杜谓见君解<韦蔑>，出于杜撰。此类皆数典精确，足以推明礼制，余亦多所折衷。其谓僖十五年传文曰：上天降灾至唯君裁之四十七字，证以《列女传》并有此文，是孔陆之本偶尔褫夺，与余旧说合。
光绪戊子（一八八八）十一月初二日
◎春秋左氏古义（清臧寿恭）
校臧寿恭眉卿《春秋》、《左氏古义》得三卷。其书于经文之有汉儒旧说者，皆采而存之，附以案语，多本之汉《志》、《说文》、《五经异义》及《左传》、《正义》，大恬主驳杜氏以复左氏经之旧，然不轻改经文，颇为谨岩，又往往据《经典释文》参互考证，以知三传经文，今本多有转相窜改之误，亦阮氏校勘所未及。其人通算学，据三统术以考晨星超辰及朔闰积分之法，亦较诸家为密也。
同治甲戌（一八七四）十二月二十六日
校臧氏《春秋左氏古义》一卷，共六卷讫。所载实止经文，据其门人杨岘跋，言臧氏本以经传分编，先以经文，后为传文，未成而卒。经自昭公二十三年以后亦全阙，岘为之补完。则此书当题曰左氏春秋经古义考，今之所名，殊未妥也。其列三家经文异同，多以赵宽夫《春秋异文笺》为蓝本，而约略其语。其采掇贾服颍诸家古义，亦远不如李次白《春秋左传贾服注辑述》之详，然其长处亦不可没，予前已论之。
光绪乙亥《一八七五）正月初六日
◎左传补疏（清焦循）
阅焦氏《左传补疏》。焦氏之学，《周易》、《孟子》为最，《礼》学次之，算学尤为专门。生平六经皆有撰述，汉学之外，于魏晋汔宋元诸儒经说，皆所钻研，诚通儒也。其《周易补疏》，谓辅嗣之法，虽参以己见，然其学渊源于刘表王畅，六书通借、解经之法，尚未远于马郑。如读彭为旁，借雍为瓮，通孚为浮、而训为务躁，解斯为厮、而释为贱役，皆明乎声音训诂者。且天资察慧，时有悟心，于钦则悟及全蒙，于损亦通诸剥道，惜秀而不实，识囿于年，局促揣摩，不足言通变神化之用。又貌为高简，故疏者概视为空论耳。
其《尚书补疏》，谓东晋晚出《尚书》孔传，至今日稍能读书者，皆知其伪。然试置其伪作之二十五篇、而专论其不伪之二十八篇，且置其假托之孔安国而论其为魏晋间人之传，则同时之何晏杜预郭璞范宁诸传注可存，此传亦何不可存？因言其善于郑注者有七事。如稽古郑训同天，《传》训顺考古道，同天可加帝尧，不可施皋陶。四罪而天下咸服，郑以禹治水毕乃流四凶，故王肃斥之云是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传》以舜徵庸之初即诛四凶。《盘庚》三篇，郑以上篇乃盘庚为臣时所作，然则阳甲在上，公然以臣假君令，因而即真，此莽操师昭之事，《传》皆以为盘庚即位后所作。《金滕》我之不辟，郑读为避，谓周公避居于东，又以罪人斯得为成王收周公之属官，《传》训辟为法，居东即东征，罪人即指禄父管蔡。《明堂位》以周公为天子，汉儒用以说《大诰》，遂启王莽之祸，郑氏不能正，且用以为《尚书》注，而以周公称王。自时厥后，历曹马以及陈隋唐宋，无不沿莽之故事，《传》特卓然谓周公不自称王，而称成王之命，胜郑氏远甚。为此《传》者，盖见当时曹马所为，为之说者，有如杜预之解《春秋》，束皙等之伪造《竹书》，舜可囚尧，启可杀益，太甲可杀伊尹，君臣易位，邪说乱经，故不惮改《益稷》，造《伊训》、《太甲》诸篇，阴与《竹书》相；又托孔氏《传》，以黜郑氏，明君臣上下之义，因恐触当时之忌，故自隐其姓名。其训诂章句之间，诚有未善，然三《盘》五《诰》诸奥辞，皆二疏通，诸家虽或规难而辨正之，终不能不用为蓝本。
其《礼记补疏》，谓《周官》、《仪礼》一代之书，《礼记》万世之书。《记》之言曰，礼以时为大，此一言也，可蔽千万世制礼之法。《周官》、《仪礼》固作于圣人，乃亦惟周之时用之，必先明乎《礼记》而后可学《周官》、《仪礼》。其言皆独具深识，雄出古今，绝无经生拘阂之见。予尝谓郑氏之学，《三礼注》可与圣经并垂天壤，间有小小疏失，不过如日月之食。《诗笺》精于名物训诂，亦经之功臣。若《易》若《书》，一则仅专家之孤学，一则仅传经之绪余也。虽其失皆在过于求密，又确守师传，不容出入。如《金滕》诸说，盖皆周秦以来诸儒相传之旧义，然春秋战国时，异说锋出，汉承秦绝学之后，掇拾丛残，不无择焉不精之弊。若近来惠氏张氏之《易》，王氏孙氏江氏之《书》，谓为郑氏一家之学则可，谓为《易》、《书》独绝之学，则不可也。雕菰此篇，可谓空前绝后者矣。
而其补疏《左传》，抉摘杜氏作《集解》之私心，尤为快论。其序云：“杜预为司马懿之，其以父幽州刺史恕与懿不相能，遂以幽死，故预久不得调。及昭嗣立，预尚昭妹，起家拜尚书郎，转参相府军事。盖昭有篡弑之心，收罗才士，遂以妹妻预而使参府事。预出意外，于是忘父怨而竭忠于司马氏。既目见成之事，将有以为昭饰，且有以为懿师饰，即用以为己饰，此《左氏春秋集解》之所以作也。懿师昭乱臣贼子也；贾充成济，郑庄之祝聃祭足，而赵盾之赵穿也；王凌母丘俭李丰王经，则仇牧孔父之伦也。昭弑高贵乡公而归罪于成济，已俨然托于大义，而思免于反不讨贼之讥。师逐君，昭弑君，均假太后之诏以称君罪，则师旷所谓其君实甚，史墨所谓君臣无常位者，本有以启之，预假其说而畅衍之。射王中肩，即抽戈犯跸也，而预以为郑志在苟免，王讨之非，显谓高贵讨昭之非，而昭御之为志在苟免矣。师昭而后，若裕、若道成、若衍、若霸先、若欢洋、若泰、若坚，他如石虎冉闵苻坚，相习成风，而《左》氏《传》杜氏《集解》适为之便，故其说大行于晋宋齐梁陈之世。唐高祖之于隋，亦踵魏晋余习，故用预说作《正义》，而贾服诸家由是而废。吾于左氏之说，信其为六国时人，为田齐三晋等饰也。左氏为田齐三晋等饰，与杜预为司马氏饰，前后一辙，而孔子作《春秋》之义乖矣”云云，深心卓见，尤为圣人不易之论。盖其论枚氏之伪作孔《传》，犹属意必之词，虽雄辩绝人，而事无确证；若此所论，则论世知人，灼见幽伏，元凯百口不能解矣。左氏一书，自为圣经羽翼，其中要不无取义未纯，此盖七十子之言，已皆不能无疵；又经战国秦汉，至东京始列学官，尤不免后人羼入。王介甫郑渔仲皆因其纪及赵襄子之谧，疑为六国时人，（（介甫所疑十一事，其说不传，惟书录解题载介甫左氏解，专辨书韩赵魏杀知伯事，去孔子六七十年，决非邱明所及见。渔仲举左传纪韩赵知伯等事八验，见通志六经奥论）。）毛举数端以概全经，不若近时姚姬传言《左传》盖有吴起辈窜入以眉时者，如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语，尤其明验。他纪魏氏及赵氏韩氏齐田氏等事亦多夸，非邱明本文，此论最为近理。理堂仍介甫渔仲石林诸人之说，概指为六国时作，亦未免武断。然其论卫宣公熏于夷姜生急子一条，据洪容斋毛西河年数不合之说，谓当据《史记》及《列女传》、《新序》诸书，以夷姜为宣公夫人。、《广雅》训为淫，熏夷姜犹《卫世家》所云爱夫人夷姜也，杜注误依服虔上淫曰熏之训，自足为左氏功臣。窃谓此论与钱竹汀《潜研堂答问》谓卫戴公文公，当依班氏《古今人表》为公子黔牟之子，《左传》以为顽与宣姜所生者误。二事皆足永垂宝书，不然以上淫君母之人，而卫人立之，石碚等纯臣奉之；以鹑奔无良之孽，而卫人依之，齐桓宋桓等贤诸侯辅之，则春秋之初，已无人心，康叔之泽，亦太衰矣。其关系于人伦世教，岂浅鲜哉！
焦氏此疏，其正杜氏助逆之旨者，如宋督弑其君与夷，（桓公二年。）郑伯使祭足劳王，（五气。）郑伯突出奔蔡，（十五年，焦谓杜注讥突不能倚任祭仲，反与小臣造贼盗之计，故以自奔为文，罪之。是明喻齐王芳不能倚司马氏，而与李丰张缉谋废师也。）卫侯朔出奔齐，（十六年。）宋万弑其君捷，（庄公十二年。）晋里克弑其君卓，（僖公十年。）宋人弑其君杵臼，（文公十六年。）晋赵盾弑其君夷阜。（宣公二年。）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君子曰仁而不武。（四年。焦谓杜注以例司马昭本不许将士伤害高贵，故初称畜老惮杀为仁。归生不讨子公，而昭能讨成济，是仁而且武矣，故云不讨子公为不武。）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焦谓左氏此二语最为悖理，而杜氏释例乃畅发其义，所以解昭之既弑高贵，而必假人后今，以甚言其无道也。）民不与却氏，胥童道君为乱，故皆书曰晋杀其大夫。（成公十八年。焦谓杜注言却氏失民，胥童道乱，宜为国戮，此司马懿之杀曹爽何晏，而罪爽之骄盈，晏之浮虚也。三却胥童杀而乐书不可制矣，曹爽杀而司马氏起矣。）枕尸股而哭。（襄公二十五年。焦谓司马孚哭高贵，全效晏婴所为，盖当时左氏盛行，故王经谏高贵，亦引鲁昭公不忍季氏之事。）下车七乘不以兵甲。（焦谓杜注齐旧依上公礼九乘。又有甲兵，今皆降损，以比昭弑高贵以王礼葬之。习氏汉晋春秋云，丁卯葬高贵乡公于洛阳西北三十里，下车数乘，不设旌旄，全袭左氏此传。）凡十三条，皆徵引魏晋间事，以诛杜之隐衷。余皆孜证训故名物，于地理尤详，固非如宋儒之纯尚议论也。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十月十九日
◎春秋左氏传贾服注辑述（清李贻德）
终日疲困，阅李杏村《春秋左氏传》、《贾服注辑述》，其于名物训诂，皆推究古义，务极精严。若发明经传之旨，求其文从字顺，则贾服旧解，奇零不全，他书所存，往往上下冢属，遽难别白。或有本非贾服，而刺取误及者。以证经义，多不可通，故转不如杜氏也。
同治丁卯（一八六七）十二月十八日
阅《左传贾服解注》，其中论丘甲一条八百乘一条，俱引《司马法》，以申服贾之说，极为明哲。因取凌晓楼《四书典故》黄薇香《论语后案》焦理堂《孟子正义》及江慎修《周礼疑义举要》沈果堂《周官禄田考》胡雒君《仪礼释官》诸书证之，惟金檠斋《礼笺》之说，足相发明。盖以人计者为共赋之法，《周礼》小司徒所谓凡起徒役无过家一人。《司马法》所谓九夫为井云云，即小司徒之大事致民，金氏所谓正卒是也。以家计者为出军之法，小司徒所谓惟田与追胥竭作，《司马法》所谓夫三为屋云云，即小司徒之大故致余子，金氏所谓羡卒是也。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八月二十八日
◎左传旧疏考正（清刘文淇）
阅刘孟瞻《左传旧疏考正》，其大指以唐人作五经正义，多用旧疏而没其名，《左传》尤甚。孔冲远《序》谓以刘光伯《述义》为本，而刘颇规杜过，孔专申杜，因取刘之申杜者袭之，攻杜者芟之，间一二存其规语，而复驳之，以致出入纷错，辞气不属，而《正义》成后，太宗复诏详定，高宗又束更正，已非冲远之旧，而旧疏益以泯没。今取疏文之隔阂者，寻其脉络，较其从违，为分条别出之，孰为沈氏（文阿）之文？孰为刘氏之说？孰为孔氏增加？孰为唐人改窜？皆援据证明，其用力可谓勤而用心亦良苦。然唐初儒学尚盛，况其时沈之《义疏》，刘之《述议》，遍布人间，世所共习，冲远以耆儒奉敕撰述，而尽掩前人，攘为已有，独不畏人言乎？太宗非可欺之君，士亦何能尽罔，恐非甚无耻者不肯出此也。盖《正义》之病，在于笔舌冗漫，故复沓迂回，接绩之间，多不连贯。其间用旧说而失系姓名者，或亦有之。若以为一部书中惟驳光伯之语出于冲远，余皆袭旧义，毋乃言之过欤？孟瞻此书，存此一段公案可耳。
光绪戊寅（一八七八）四月十八日
◎公羊传
《公羊》桓八年传：夏曰杓。注云，麦始熟可杓，故曰杓。案《释文》杓亦作榆。《汉书》、《郊祀志》引《易》不如西邻之祭，作瀹祭。颜注，瀹祭谓瀹煮新菜以祭。《尔雅》、《释天》夏祭曰杓。郭注，新菜可沟。《诗》、《正义》引孙炎注同。沟瀹字通，何注麦始熟可杓之杓，亦当作沟。
同治庚午（一八七○）闰十月二十七日
◎春秋公羊通义（清孔广森）
阅孔拜轩《公羊通义》。三传惟《公羊》最偏谲，何休注亦最。拜轩偏信《公羊》，又谓《左传》旧学湮于征南，《谷梁》本义汨于武子，而以何氏生于汉世，授受具有本原，三科九旨之说，体大思精，为二传所未有。其说皆偏。盖以汉世最尊《公羊》，而休为汉人，杜范皆晋人。乾嘉间汉学极盛，弊轩故为此说，是亦蔽于汉儒者矣。
夫三传各有师承，左氏事最详，昔人谓其亲见列国之史者，其言最确，故三传自从《左》为长。即如僖公十七年夏灭项。《左》氏以为鲁灭。《公羊》以为齐灭，不书齐者，为桓公贤者讳；此义本凿。外灭未有不书国者，为桓公讳而仅曰灭项，则何以别于鲁灭之耶？讳伯主而引外恶为内恶，夫子必不出此！《左》氏以为僖公因淮之会灭之，齐桓怒而止公，夫人姜氏会齐侯以请之，乃得释。故下又云公至自会，此自是当时实事。弊轩谓《左》氏云鲁灭者，未知内讳不言灭之义。然终春秋世鲁自项外未尝灭国，何以知其内讳不言灭乎？忆吐二年无骇率师入极，《左》氏亦仅曰入，不曰灭；《公羊》以为讳灭而言入者，未可信也。赵匡曰：灭而言入，实入者将如何书之？此言颇当。又十九年邾娄人执曾阝子用之。《左》氏以为宋襄公使邾文公执之者，《公羊》不言所以，而何氏以为邾曾阝因季姬故，二国交忿，邾因曾阝子至其地，执而用之。此本凿空之谈，拜轩遂附会其说，而曰《左》氏壹不知季姬事实，乃归恶于宋襄，又托子鱼谏语；赵匡讥《左》氏凡谬释经文，必广加文辞，欲以证实其事，信哉斯言，云云。此无论其蔑传妄断，即论季姬之事，《经》于僖公十四年书曰夏六月季姬及曾阝子遇于防，使曾阝子来朝，至九月又书季姬归于曾阝。《左》氏以为季姬来宁，公怒曾阝子不朝，止之。季姬因会曾阝子于防而使来朝，公乃归季姬。《公羊》但曰非使来朝，使来请己也，其说亦可与《左》氏相通。曰请己者，即言请己归曾阝也，固绝无私会择胥之言。而何氏创为使来请娶己以为夫人之说，夫春秋世虽淫乱，未以诸侯女私会外侯要昏于父者。况鲁号秉礼，僖公贤主，断无纵其息女至此！此固何氏之最谬妄者。拜轩更曰：季姬者伯姬之媵也，伯姬许嫁邾娄，于上九年卒。礼、嫡未嫁而死，媵犹当往，故是时鲁致季姬于邾娄，行及防，遇曾阝子而悦之，使来请己，僖公许焉。则更无稽可骇。九年《经》书伯姬卒，《左》氏无传，《公谷》亦仅曰许嫁而不言何国。汉人有曰许嫁邾娄者，亦不知何据。且伯姬卒以九年，亦无迟至五六年之久而媵始行者。媵既行则邾有迎，鲁有送，岂得涂遇目成，挺身更嫁？拜轩更引《白虎通义》曰：伯姬卒时，娣季姬更嫁曾阝，《春秋》讥之，以为即此注之证。班氏等说虽有师承，然总不如左氏之亲承圣教；况其说亦不过曰季姬更嫁于曾阝，终不见私许事。自邵公以鄙倍之见申私说，宋胡安国元赵访和之，拜轩更附会其词，而《春秋》几成秽史矣。
圣祖仁皇帝御案从《左》氏而阙《公谷》，前人若苏子由，近人若李穆堂，皆深斥何氏此诂之悖。总之《左》氏或有福╀处，不过张皇文饰，其事自有本末。二《传》虽已多疏舛，然各有师授，非向壁虚造之谈。唐之啖助赵匡，生千余载之后，凭其私智小慧，而欲尽废传记，可谓小人之无忌惮者。宋刘敞孙复辈继兴，流及明代，其怪诡百出，几以解经为笑柄，真读书之厄也。拜轩此书，喜学汉人注书文法，多曲奥其句，未免笔钝舌强。然博识细心，其可取处甚多。又言何氏设例与经诡戾，序中举其不通者数端；注中亦时有异同，往往兼采《左谷》，旁及诸家，择善而从，多所补订，是固非专己守残者。且亦深讥啖赵之徒，横生异义，深为经病，而时不免转引其说以难《左》氏，则所谓蔽耳。
咸丰庚申（一八六○）三月二十二日
阅《公羊通义》。孔氏注义简，既多正何解，亦不曲护传文，治公羊家最为谨确。然如齐仲孙来之为公子庆父，季姬及曾阝子遇于防之为淫奔，灭项之为齐桓，皆《公羊》之曲说，最不可通。注家例不驳传，从而申之可也，乃必横诋左氏，反以为诬。今即以齐仲孙一事明之，无论子女子所谓齐无仲孙，果何所见；齐既无仲孙，左氏何以能强造一仲孙湫之名？以鲁公子外之而强属之齐，名何以正？言何以顺？此皆三尺童子能辨之矣。此经上文季子来归，《公羊传》曰：其称季子何？贤也。此据其他皆称公子友也。然前书公子庆父如齐矣，此又何贤乎篡弑熏淫之贼而称仲孙也。岂为季子贤者讳而并讳庆父之名乎？外之以齐而美之以字，此何说也。以矛刺盾，恐百喙不能解也。
同治辛未（一八七一）六月十七日
◎公羊礼疏（清凌曙）
阅江都凌晓楼先生（曙）《公羊礼疏》。乾嘉间诸儒多尚《公羊》之学，以西汉特重《公羊》，首立学官博士，而何氏作注，又在东汉，遂谓《公羊》最存古义，何注又最有师法。自武进庄氏方耕、曲阜孔氏羿轩皆专精其业，著有成书，凌氏与武进刘申甫起而和之，盖自两汉以来，言《公羊》者莫之先也。此书皆取其注之有关礼学者，条分件系，博引群书以证之，俱详赡而不芜，名通而不滞，可谓必传之作。凌氏字子升，以诸生贡太学，著有《四书典故》六卷、《春秋繁露注》十七卷、《礼论》一卷、《公羊礼说》一卷、《公羊问答》二卷及《礼疏》十一卷，总为《蜚英阁丛书》，皆精确得汉儒家法。先生食贫力学，阮仪徵督两广时，曾延教其子，并刻其《礼论》等入《皇清经解》。先生有自撰《礼论》前后序，述其贫悴之况，令人酸鼻。三旬九食，忍饿著书，真有不愧古人者。同时若戴东原氏，尝一月断炊，注《离骚》成始得食。郝兰皋氏官京师日惟一食，力疾作《尔雅义疏》，为户部主事二十年不迁，皆贫而乐道者矣。
咸丰辛酉（一八六一）六月初七日
◎春秋谷梁传时月日书法释例（清许桂林）
得问月书，以孔氏微波榭所刻宋元宪《国语音》及近人海州许月南孝廉（桂林）《春秋谷梁传时月日书法释例》见赠。《谷梁》之学鲜传者，邵氏洪氏所辑皆未行。近日镇江柳宾叔孝廉（兴恩）撰《谷梁大义述》，仪徵太傅为之序；闽中陈颂南侍御复赞《谷梁传广证》，而其书都未见于世。许氏与柳氏同出吾乡汤文端之门，（文端典江南试，二君皆以经学得隽。）许氏此书，先从《谷梁》所书时日疏通其大旨，以《公羊》为《谷梁》外传，《左》氏为《谷梁》衍义，唐陶山作序己讥其武断，则汉人专门之结习，其能谨守师法者在此，其不能择善而从亦在此。予未暇为此学，亦未究阅其书，姑识其大端而己。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正月二十八日
阅海州许桂林《谷梁传时》、《月日释例》，亦一家之学，而首为总论，极诋左氏，其言甚悖，且云所著尚有《疑左》二卷，盖妄书也。是书成于道光丁未，前有阮仪徵唐陶山两序，唐序尤佳。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三月十一日
◎谷梁大义述（清柳兴恩）
阅镇江柳兴恩《谷梁大义述》。仅一册，前有序例七则，言第七为长编，言取载籍之涉《谷梁》者，以经、史、子、集依次摘录，附以论断，今所刻止《尚书》、《史记》寥寥数条；其第二述礼，止赙三从庶母祭锡命四条；第五师说，止及何休《废疾》、郑君《释废疾》四条；第三异文，祗及隐桓；第四古训，并无一字。盖仅刻其略。柳氏毕生治此，其全书当有可观。然其序有云：《春秋》托始于隐者，惟《谷梁》得其旨。《传》曰：先君之欲与桓，非正也，邪也。探先君之邪志以与桓，是则成父之恶也。如《传》意，则隐于惠公为贼子。《传》曰：为子受之父，为诸侯受之君，废天伦、忘君父。如《传》意，则隐于周室为乱臣。《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托始于隐者，所以诛乱臣贼子。则诬妄悖诞，愚儒舞文，悍恣如此，伤教害义，亦《春秋》家学之乱臣贼子矣。
光绪乙酉（一八八五）十月二十五日
◎谷梁礼证（清侯康）
阅侯君谟《谷梁礼证》共二卷，止于昭公八年秋于红之传，盖未成之书也。引史据经，古义凿然。然自僖公以后止文五年传会葬之礼于鄙上一条，而如二年作僖公主及大事于太庙跻，僖公四年逆妇姜于齐，六年闰月不告朔犹朝于庙，十有二年子叔姬卒，十有八年夫人姜氏归于齐，《谷梁》皆据《礼》以发《传》，而此悉略之，其下便接于红传礼证四条。疑其书实至僖公而止。其文传一事、昭传四事，刻者掇拾系于其后耳。伍崇曜跋言孝廉撰是书，未完而卒，假得其丛稿，厘为二卷。则非其次第本如是矣。
光绪甲申（一八八四）十一月二十六日
◎谷梁补注（清锺文熏）
阅锺子勤《谷梁补注》。锺氏用力勤至，足成一家之学，而时失之拘牵。如僖二十八年春公子买戍卫，不卒刺之，先名后刺，杀有罪也。公子启曰不卒戍者，可以卒也，可以卒而不卒，讥在公子也，刺之可也。慈铭案，成十六年十有二月乙酉，刺公子偃。大夫日卒正也，先刺后名，杀无罪也。范武子于公子启下仅注鲁大夫。杨士勋疏引旧解云，公子启即公子偃。启书日者，启无罪。是公子启曰之日，乃月日之日。非云曰之曰。古人作日月字皆方阔象形，作云曰字则瘦小，后人反之。（唐以前隶皆不如此。）于是以此传公子启日，误作公子启云解。士勋唐人，尚认日月字，故引旧解说之，旧解是也。启盖偃之字，以相反为义。公子启日者，传引刺偃书日以证此不书日为买之有罪，下云讥在公子也，刺之可也。言此为罪买当刺，故不书日，其理甚明。锺氏不信旧解而申疏，言上下文势，理恐不然，犹襄二十三年传引蘧伯玉曰。今案彼传云冬十月乙亥臧孙纥出奔邾，其日正臧孙纥之出也。蘧伯玉曰，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此是传引伯玉平日论出奔之事，非谓伯玉说此经也。伯玉年辈远过宣圣，岂得与春秋笔削之辞，亦不必是论武仲。锺氏乃谓伯玉当夫子修春秋时，年近百岁，是比之于尸子沈子，亦不达甚矣。又谓不卒戍句，是当时断狱议罪之辞，公子启解其义而事可知，《左》氏《公羊》，徒滋曲说。后世史书但云某官某有罪弃市，或云有罪自杀，以实事为虚辞。案《左传》谓公畏晋杀之而以不卒戍告楚，《公羊》谓买不肯往戍而以不卒戍为内辞，揆之事理，《左》氏为长。晋伯方兴，释憾于卫，楚救不克，鲁先与楚，又亲于卫，不知晋文之强，故先戍卫。既知楚非晋敌，惧而杀买，托辞以谢楚人，此必左氏亲见鲁史，故能为此言。公谷皆传闻测，不足为据。其以先名后刺为杀有罪，先刺后名为杀无罪，亦非通例。锺氏乃欲后世史书皆以为法，反以称有罪为虚辞，则先刺后刺，岂足见实事乎？其慎甚矣。
光绪壬午（一八八二）五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