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歌赋>国学名著>大学衍义补>卷一九

《大学衍义补》卷一九明 · 邱濬

▲分民之牧

《舜典》:肇(始也)十有二州。

朱熹曰:“中古之地但为九州,曰冀、兖、青、徐、荆、扬、豫、梁、雍,禹治水作贡,亦因其旧。及舜即位,以冀、青地广,始分冀东恒山之地为并州,其东北医无闾之地为幽州,又分青之东北、辽东等处为营州,而冀州止有河内之地,今河东一路是也。”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时,柔远能迩,惇(厚也)德(有德之人)允(信也)元(仁厚之人)而难(拒绝也)任人(包藏凶恶之人),蛮夷率服。”

朱熹曰:“牧养民之官十二,牧十二州之牧也。舜言足食之道惟在于不违农时也,柔者宽而抚之也,能者扰而习之也,远近之势如此,先其略而后其详也,又言当厚有德信仁人而拒奸恶,凡此五者处之各得其宜,则不特中国顺治,虽蛮夷之国亦相率而服从矣。”

臣按:有虞之世分天下为十二州,每州设一牧以分治之,在内则统之以四岳,亦犹百揆统在廷之庶官也。盖帝王之治,内外相维、大小相承,分而理之使其有条序而不乱,合而一之使其有统摄而归一,所以为此者不过安养斯民而已。故舜咨十二牧首以民食为言,盖以国之所以为国者民也,民之所以有生者食也,然欲民之得食在乎不违农时,农不失时则得以尽力田亩,而仰事俯育之有余,而公私咸给矣,不然,则非但民不得以为民而国亦不得以为国矣。然欲吾民之得其所,又在乎所用之得其人,苟非受民牧之寄者,所厚者皆有德之人、所信者皆仁厚之士,而包藏凶恶之人皆知所以拒而绝之,不使之得以预吾政临吾民焉,虽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矣。是以人君为治必择牧民之长,而又使其长择其所用以分牧之人,一处不得其人则一处之民受其害,必无一处之不得其人,使家家皆有衣食之资,岁岁不违耕作之候,则家给人足而礼义兴行,协气嘉生,薰为太和,而唐虞雍熙泰和之治不外是矣。

《禹贡》:禹敷(分也)土(分别土地以为九州),随山刊木,奠(定也)高山大川。冀州,济、河惟兖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扬州,荆及衡阳惟荆州,荆、河惟豫州,华阳、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

郑樵曰:“州县之设有时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所以《禹贡》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使兖州可移而济、河之兖州不能移,使梁州可迁而华阳、黑水之梁州不能迁,是故《禹贡》为万世不易之书。后世之为史者主于州县,故州县移易而其书遂废矣。”

臣按:舜以前皆为九州,至舜乃肇为十二州,盖禹治水敷土在肇十二州之前,时犹九州也。其后禹复并为九州,商因之,观《左传》所谓“昔夏之方有德也,九牧贡金”,及《商颂》所谓“帝命式于九围”可见矣。

《周官》: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

蔡沈曰:“百揆无所不总者,四岳总其方岳者,州牧各总其州者,侯伯次州牧而总诸侯者也。”

臣按:唐虞之世设百揆以统内之庶官,设四岳以统外之州牧。州牧之分任者既各以其事功而上于四岳,四岳又总以各牧之所上者以归于百揆,此体统所以归于一而不紊也。

《尔雅》:两河间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汉南曰荆州,江南曰扬州,济河间曰兖州,济东曰徐州,燕曰幽州,齐曰营州。孙炎曰:“《尔雅》与《禹贡》《职方》皆不同,疑殷制。”

《大雅嵩高》诗篇序曰: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复平,能建国、亲诸侯,褒赏申伯焉。其首章曰:嵩高维岳,骏(大也)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甫侯也)及申(申伯也)。维申及甫,维周之翰(干也)。四国于蕃(蔽也),四方于宣。

朱熹曰:“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谢而尹吉甫作诗以送之,言岳山高大而降其神灵和气以生甫侯、申伯,实能为周之桢干,屏蔽而宣其德泽于天下也。”

臣按:人君建国以为国之桢干,实欲资之以为京师之屏蔽而宣布王者之德泽也。三代以前则列爵分土以为国家蕃翰,自秦罢侯置守,所以为国蕃翰者藩服州郡而已。

《春秋公羊传》: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隐公五年)。

朱熹曰:“文王辟国浸广,于是徙都于丰而分岐周故地,以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且使周公为政于国中而召公宣布于诸侯。”臣按:陕,古弘农地,盖在今河南陕州也。

《周礼》: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乃辨九州之国使同贯利,东南曰扬州,正南曰荆州,河南曰豫州,正东曰青州,河东曰兖州,正西曰雍州,东北曰幽州,河内曰冀州,正北曰并州。

刘彝曰:“乃辨九州之国使同贯利者,四方之人民好恶之不同,财用有无之不等,必周知其利害,贯而通之,使有无之相易也、善恶之相济也,一天下之财用养天下之人民,谓同享其利焉。”

臣按:古者言九州者有三,《禹贡》之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夏制也;《尔雅》之冀、幽、营、兖、徐、扬、荆、豫、雍,商制也;《职方》之扬、荆、豫、青、兖、雍、幽、冀、并,周制也。商有幽、营而无《禹贡》之青、梁,周有幽、并而无《禹贡》之徐、梁,此三代九州之不同也。然此皆三代以前封建之制也,后世郡县亦不异焉。夫以人君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万方如此其大也,四海如此其远也,亿兆如此其众也,人君以一人之身必欲周知而遍以及焉,非细析而总会之,分其肢而解其节,提其纲而挈其领,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安能一一中其理、处处得其所哉?此古今为治者既分以州县,必统以藩服,使其上下相承,彼此相维,以为久安长治之基也。

《王制》:千里之外设方伯,五国以为属,属有长;十国以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以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以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帅、三百三十六长。八伯各以其属属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为左右曰二伯。

陈澔曰:“自陕以东周公主之,自陕以西召公主之,此即天子之上公分主天下之侯国也。八伯为八州之伯,二伯则天下之伯也。”

徐自明曰:“先王众建诸侯而设方伯、连帅之职,或以子男附庸之属不能专达于天子,故贡赋、朝聘之数悉使之听命于牧伯,此特其一节耳。夫先王举天下以封建诸侯而缺然,无所纪纲于其间则强弱有以相吞而大小无以相维,甚非经久长治之策也。盖方伯、连帅之设所谓褒表功德,关诸盛衰,深根固本为不可拔者也,其所系大矣哉。”

臣按:先王之世封建之制行,故其中又设为方伯、连帅以监临而总督之,后世立为郡县于其间,又分属于各道,制虽不尽同而亦其遗意欤。

《汉地理志》:武帝开地斥境,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十三部:曰豫州(部颍川、汝南、沛凡三郡,梁、鲁二国),曰冀州(部魏、巨鹿、常山、清河四郡,赵、广平、真定、中山、信都、河间凡六国),曰兖州(部陈留、山阳、济阴、泰山、东郡凡五郡,城阳、淮阳、东平凡三国),曰徐州(部琅邪、东海、临淮凡三郡,泗水、广陵、楚凡三国),曰青州(部平原、千乘、济南、北海、东莱、齐凡六郡,菑川、胶东、高密凡三国),曰荆州(部南阳、江夏、桂阳、武陵、零陵、南郡凡六郡,长沙一国),曰扬州(部庐江、九江、会稽、丹阳、豫章凡六郡,六安一国),曰益州(部汉中、广汉、武都、犍为、越巂、益州、牂牁、蜀凡六郡),曰凉州(部陇西、金城、天水、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上郡凡九郡),曰幽州(部勃海、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玄菟、乐浪、涿、代凡十郡,广阳一国),曰交州(部南阳、郁林、苍梧、交、合浦、九真、日南七郡),曰并州(部太原、上党、西河、朔方凡四郡)。

臣按:自汉以来分部牧民之始,汉十三部,部各有郡、国,郡天子亲理,命守治之,国分封诸侯王,置相以为之治也。汉分天下为十三部而在关中者则属司隶校尉部,京兆、扶风、冯翊、弘农、河内、河南、河东凡七郡,在征和以前司隶所统,亦有刺史察之,后乃除焉。今制分天下为十三布政司而两京畿则直隶府部,亦此意也。

唐太宗贞观元年,帝以民少吏多,悉并省之,因山川形便分为十道,曰关内(古雍州之地,汉京兆、冯翊、扶风、北地、安定、上郡及弘农、陇西、五原、西河、云中之境)、曰河南(古豫、兖、青、徐之域,汉河南、弘农、颍川、汝南、陈留、沛、泰山、济阴、济南、东莱、齐国、山阳、东海、琅邪、北海、千乘、东郡及梁、楚、鲁国、东平、城阳、淮阳、菑川、高密、泗水、平原勃海之境)、曰河东(古冀州之域,汉河东、太原、上党、西河、雁门、代郡及钜鹿、赵国、常山、广平国之地)、曰河北(古幽、冀二州之域,汉河内、魏、勃海、清河、平原、常山、上谷、涿、渔阳、右北平、辽西、真定、中山、信都、河间、广阳等郡国,又参有东郡、河东、上党、钜鹿之地)、曰山南(古荆、梁二州之域,汉南郡、武陵、巴郡、汉中、南阳及江夏等郡之地)、曰陇右(古雍、梁二州之域,汉天水、武都、陇西、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郡)、曰淮南(古扬州之域,汉九江、庐江、江夏等郡,广陵、六安国及南阳、汝南、临淮之境)、曰江南(古扬州南境,汉丹阳、会稽、豫章、庐江、零陵、桂阳等郡,长沙国及牂牁、江夏、南郡,福、建、汀、漳)、曰剑南(古梁州之域,汉蜀都、广汉、犍为、越巂、牂牁、巴郡之地)、曰岭南(古扬州之南境,汉南海、郁林、苍梧、珠崖、儋耳、交趾、合浦、九真、日南等郡)。

臣按:此后世因山川形便分道始此。

宋太宗分天下为十五路,仁宗析为十八路,神宗又析为二十三路,曰京东东西(东路今山东之济南、青、登、莱四府,南直隶之邳州;西路今河南之归德、睢二州及太康县,山东之兖州府,南直隶之徐州)、曰京西南北(南路今湖广之襄阳府,随、安陆二州,河南之南阳府;北路今河南之河南、汝宁二府,许、郑、陈、汝四州及孟、汜水、河阴三县,南直隶之颍州,北直隶之滑、胙城二县)、曰河北东西(东路今北直隶之大名、河间二府,冀、霸二州及成安、清河、保定、容城、雄五县,山东之东昌府,武定、德、滨三州;西路今北直隶之真定、顺德、广平、保定四府及浚县,河南之彰德、怀庆、卫辉三府)、曰河东(今山西之太原、平阳二府,泽、潞、汾、辽、沁五州,陕西之葭州及吴堡、神木、府谷三县)、曰陕西二路(永兴军路今陕西之西安、延安、庆阳三府,河南之陕州,山西之蒲、解二州及平陆县,湖广之上津县;秦凤路今陕西之凤翔、临洮、巩昌、平凉四府,河、岷、洮三州)、曰两浙二路(西路今南直隶镇江、常、苏、松江四府,浙江之杭、严、嘉兴、湖四府;东路今浙江之绍兴、宁波、台、温、金华、衢、处七府)、曰淮南东西(东路今南直隶之扬、淮安二府,滁、宿、泗三州及五河、亳二县,河南之永城、鹿邑二县;西路今南直隶之凤阳、庐、安庆三府,河南之光州,湖广之黄州)、曰江南东西(东路今应天府及直隶之太平、池、徽、宁国五府,广德州,江西之饶、广信、抚、建昌四府;西路今江西之南昌、瑞、袁、吉安、临江、九江、南康、赣、南安九府,湖广之兴国州)、曰荆湖南北(北路今湖广之武昌、汉阳、岳、常德、德安、荆、辰七府,沔阳、靖二州;南路今湖广之长沙、衡、永、宝庆四府,郴州,广西之全州)、曰成都等四路(成都府路今四川之成都府,眉、嘉定、雅三州及黎州安抚司;潼川府路今四川之叙、顺庆二府,潼川、泸、合三州及资、金堂、荣三县;利州路今四川之保宁府、蓬州及龙州宣抚司,陕西之汉中府、阶州及西河、成、文三县;夔州府路今四川之重庆、夔二府及播州宣慰司,湖广之施州卫,贵州之思州府)、曰福建(今福建之福、泉、兴化、漳、建、延平、邵武、汀八府)、曰广南东西(东路今广东之广、肇庆、韶南、雄、惠、潮六府,广西之富川、贺县;西路今广西之桂林、平乐、柳、庆远、浔、梧、南宁、太平八府,广东高、雷、廉、琼四府)、曰燕山府(今顺天府及北直隶之永平府,易、隆庆、保安三州,山西之大同府,此地宋时属辽金)。

臣按:自汉分天下为十三部,设部刺史,后改为州牧,唐分天下为十五道,宋始分为十五路,继为十八路,后又析为二十三路,皆因山川形便设为藩服,以分统天下郡县吏民。本朝内有两京,畿外有十三布政司,畿内郡县亲领于六部,故曰直隶而有南北之分,惟两京府南曰应天、北曰顺天,在天子辇毂下,与内诸司相颉颃,不以直隶称,其十三布政司曰浙江、曰江西、曰湖广、曰福建、曰广东、曰广西、曰四川、曰云南、曰河南、曰陕西、曰山东、曰山西、曰贵州(国初止十二布政司,后革思州宣慰司,以其地并贵州升为布政司,永乐初平安南,又立交趾布政司,未几罢之),其因山川分疆域,比前代尤为得中焉。臣尝因是而通论之,天地之间而人生焉,天虽无所不包而地则必有远近,人君中天地而立为生民之主,民生近地者举目而可见,闻声而即至,百步之外则视有所不及矣,一里之外则呼有所不闻矣,是以人君必随地势之所至、民生之所在立为君长以临莅保养之,由近而及远,用大而统小,自中而制乎外,合外以奉乎中。譬则人之一身焉,上必有首以为众体之尊,自是而下分为肢体,肢体之下又有臂有指焉,上焉以卫乎首,次焉以为耳目口鼻之用,外焉以修饰乎发肤,内焉以承附乎脏腑,夫然则彼此应援,血气周流而一身得其安矣。人君于民何以异此?夫人君以一人之身虽曰居尊以临卑,然实以寡而御众,以理言固可以一人统,以势言则不能以一人周也,是以为治者既建国立都以宅中图治,又必随地形因民俗众为郡国邑里以分理之。然散必有所以联之之方,分必有所以合之之处,于是乎又因山川之形便、据地理之总会,建为州牧方伯之职,以提纲而挈领、承流而宣化,使上之政教有所承传以代之下宣、下之心志有所敷奏而代之上达。此唐虞三代之制皆有九州十二州之设,而汉唐宋之世因之而分部设道也欤。

以上论分民之牧

▲询民之瘼

《诗皇皇者华》其首章曰:皇皇(犹煌煌也)者华(草木之华),于彼原隰(高平曰原,下湿曰隰)。駪駪(众多疾行之貌)征夫(使臣与其属也),每怀(思也)靡及。其二章曰:我马维驹,六辔如濡(鲜泽也)。载驰载驱,周(遍也)爰(于也)咨诹(访问)。

程颐曰:“遣使四方以观省风俗,采察善恶,访问疾苦,宣道化于天下,故为使者惟虑不能宣道也。”

朱熹曰:“此遣使臣之诗也。君之使臣固欲其宣上德而达下情,而臣之受命亦惟恐其无以副君之意也。使臣自以每怀靡及,故广询博访,以补其不及而尽其职也。程子曰:‘咨访,使臣之大务。’”

欧阳修曰:“周详访问以博采广闻,不徒将一事而出也。”

辅广曰:“每怀靡及者心也,诹谋度询者事也,有是心则有是事矣。程子之意,盖谓人君正以耳目不得与远民相接,故遣使以宣己意而通下情,为之使者岂可不咨访以副君意哉?”

臣按:三代盛时既列爵分土以分牧于天下,而又特遣使臣循行四方,诹谋询度以求民隐、察民瘼,此下民所以无隐情而王政罔有阙遗也欤。

《周礼》:掸人(主掸序王意以语天下)掌诵王志、道国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国而语(谕说也)之,使万民和悦而正王面(犹向也,使民心晓而正向王)。

郑玄曰:“道犹言也,以王之志与政事谕说诸侯,使不迷惑。”

臣按:王者处九重之上,其去民也有千万里之远焉,王之心志所在,下人何从而知之哉?故设为掸人之官,巡邦国之内,使之探王志之所在为之诵说以晓谕夫天下之人,俾其在闾阎之下者如在殿陛之间,处万里之远者如在跬步之近,亲闻玉音之謦咳,亲面天威之严穆,上无隔绝之势,下无阻阏之情。故凡一号令之颁、一政事之举,莫不晓然于心、欣然于色而知上之人志向在此也,是以诏之无不信、行之无不从。

《礼记》: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监于方伯之国,国三人。

方悫曰:“方伯专征于一方,其权实重焉,天子不可不大为之防。每国三人故谓之三监,不使卿为之,止使大夫为之,以见天子之尊,虽使其大夫固足以制于方伯故也。”

臣按:先儒谓方伯者天子所任以总乎外者也,又有监以临之,盖方伯权重则易专,大夫位卑则不敢肆,此小大相维、内外相统之微意。今制分天下为十三布政司,每岁遣监察御史往巡其地,盖得古人此意。

秦以御史监理诸郡,谓之监察御史。汉惠帝三年,遣御史监三辅郡,察词讼,所察之事凡九条,监者二岁更之,常以十月奏事、十二月还监。其后诸州复置监察御史。文帝十三年,以御史不奉法,下失其职,乃遣丞相史出刺,并督察监察御史。武帝元封元年,御史止不复监。

臣按:御史之设于周而加以监察之名则始于秦,而汉因之,盖设此官以监郡邑及察其官吏也。自武帝置郡刺史不复用监,直至我朝,乃复遣监察御史巡按天下藩服。

武帝元狩元年,遣谒者巡行天下,诏曰:“朕嘉孝弟力田,哀夫老毛、孤寡、鳏独或匮于衣食,甚怜闵焉。其遣谒者巡行天下,存问致赐,曰皇帝使谒者赐县三老孝者帛人五匹,乡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九十以上及鳏寡孤独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冤失职,使者以闻,县乡即赐无赘聚。”

臣按:汉去古未远,所以惠赐元元者犹存古意,往往留意于孝弟力田、存恤其鳏寡孤独,失职者得以叙复,冤枉者得以伸诉。至其末章所谓“县乡即赐无赘聚”,尤切中后世有司之弊。当是之时,诏令之颁无有虚文,恩典之施皆有实惠,使者衔命所至,有如旱暵而得时雨也。

元狩六年,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存问鳏寡、废疾,无以自振业者贷与之,谕三老孝弟以为民师,举独行之君子征诣行在所,详问隐处亡(无同)位及冤失职、奸猾为害、野荒治苛者,举奏郡国有所以为便者,上丞相御史以闻。

臣按:汉世既有郡国守相以牧民,而又州设部刺史以监之,然犹恐其守相之不得其人而部使者之不举其职也,时遣在廷之臣分循天下,存问无告、振贷贫困、伸理冤抑、举用人才、黜陟官吏、考察吏治、观览风俗。今制既岁遣御史出巡天下藩服而又时遣大臣巡抚,即汉人此意。

元鼎二年,又遣博士中等循行,诏曰:“仁不异远,义不辞难。今京师虽未为丰年,山林池泽之饶与民共之,今水潦移于江南,迫隆冬至,朕惧其饥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谕告,所抵无令重困吏民,有振救饥民免其厄者,具举以闻。”

臣按:博士之官,通经学古者也,汉朝遣使分循天下,岂无理政事、司宪法之臣而必用儒生哉?盖汉人本经术以为治,其政法虽不能纯如三代,然犹有古人尚德不尚刑之遗意,故其诏书所下颛颛然多以教化仁政为言,略不及于法令征赋,此三代以后之治所以汉世为独优欤。

元封五年,置刺史掌诏六条察州,凡十三部焉。汉制,刺史以六条问事,非条所问即不省,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陵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谄牟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任赏,烦扰刻暴,剥戮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怙恃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政令。

臣按:汉每郡置刺史以六条察州,盖汉郡最大其一郡可以当今之布政司一,其刺史以六条问事,所监临之州其官吏人民有犯在六条者即举问之,亦犹今以御史监察天下藩臬也。然今制御史出巡一方,凡事无不在所省察,非若汉人非条所问不省也;一岁一易,非若汉人居部九岁也。盖天下之事几无穷,人情之变诈不一,限条而问则所遗多矣,况人之相与久则玩,玩则狎,狎则法有不能尽行者矣。此我朝遣御史监察天下藩服,每岁一易焉而无事不在所问,盖得中制而万世所当法者也。

宣帝诏曰:“朕惟耆老之人发齿堕落,血气衰微,亦亡(无同)暴虐之心,今或罹文法拘执囹圄,不终天命,朕甚怜之。自今以来,诸年八十以上,非诬告杀伤人,佗皆勿坐。遣太中大夫疆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问鳏寡,览观风俗,察吏治得失,举茂材异伦之士。”

臣按:宣帝遣使赍此诏循行天下,专以耆老犯法为言,至末乃及存问鳏寡、览观风俗、察吏治得失、举茂材异伦之士,盖宣帝虽以励精严察为治,然所举行者皆仁厚之政,此则汉人之家法也。

元帝初元元年,诏曰:“间者地数动而未静,惧于天地之戒不知所繇。方田作时,朕忧蒸庶之失业,临遣光禄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问耆老、鳏寡、孤独、困乏失职之民,延登贤俊,招显侧陋,因览风俗之化,相、守二千石诚能正躬劳力,宣民教化以亲万姓,则六合之内和亲庶几乎无忧矣。”

又建昭四年,诏曰:“朕承先帝之休烈,夙夜栗栗,惧不克任。间者阴阳不调,五行失序,百姓饥馑,惟蒸庶之失业,临遣谏大夫博士赏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存问耆老、鳏寡、孤独、乏困、失职之人,举茂材特立之士,相将九卿其帅意毋怠。”

臣按:元帝此二诏皆是因灾异遣使循行天下也,其后成帝建始三年遣谏大夫林、鸿嘉元年遣谏大夫理、永始二年遣太中大夫嘉、绥和二年遣光禄大夫,亦皆是因灾异而遣使问孤老、录冤狱、蠲逋贷、闵疾苦、举幽隐、除贪暴,免被灾者租赋,给疫死者棺钱,凡此皆仁者之政。人君居富贵安乐之地而知畏天灾、悲人穷,则必兢兢戒谨,不敢少有恣肆,是以天虽灾而不灾,人虽苦而不苦,含齿戴发之民,穷山绝塞之外,茅檐草屋之下,咸知有生之乐,惟恐死亡及之,虽驱之为乱有不屑者矣。是何也?下之人咸知上之人不我忘也,知上之人不我忘咸思所以尊其君、亲其上矣。

成帝绥和元年,何武奏曰:“《春秋》之义用贵理贱,不以卑临尊,刺史位下大夫而临二千石,轻重不相准,请罢刺史更置州牧,以应古之制。”奏可。乃更刺史为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

哀帝建平二年,朱博又奏曰:“汉家立置郡县,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国,吏民安宁。故事,居部九岁举为守相,其有异材功效著者辄登擢,秩卑而赏厚,咸劝功乐进。今增秩为牧,以高第补九卿,其中材则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奸轨不禁,臣请罢州牧置刺史如故。”乃复以为刺史。

臣按:汉部刺史十三人,秩六百石,专以六条察二千石,其职卑故已不敢自恣,其权重故人不敢慢忽,上之人以此使人使之激昂而自奋也。何武之奏但知以贵理贱、不以卑临尊为《春秋》之义,而不知义有常经而权则无常势也。人君操天下之大权以鼓一世之士民,而振举万事之机要,使利不颛于一人,害不及于众庶,势不偏于一隅,非有微权不可也。汉人立部刺史以六百石吏察郡国二千石守相,盖得此意。朱博之论盖近之,而何武辈不足以知此也。今制,布政使从二品,都指挥使正二品,按察使正三品,知府正四品,知州从五品,而监察御史之品仅与知县同,绣衣一出,山岳动摇,愊车一临,郡县奔走,而藩服大臣亦莫不趋承禀令,盖得汉人立部刺史之微意也。

顺帝汉安元年,遣杜乔、周举、周栩、冯羡、栾巴、张纲、郭遵、刘班分行州郡,表贤良、显忠勤,其贪污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驿马上之,黑绶以下便辄收举。

臣按:汉顺帝遣此八使者分行天下,颛以考察守长为事而不及于民,然去贪污之吏即所以安穷困之民也。

唐太宗遣杜淹巡关内诸州,出御府金赎贫民男女自卖者还其父母,其后又遣褚遂良等二十二人以六条巡察四方,黜陟官吏。

臣按:唐太宗遣使关内,又分遣使巡四方,所遣者乃杜淹、褚遂良辈,皆极一时之选者也,此贞观之治所以为有唐一代之盛也欤。

德宗时,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陆贽说使者请以五术省风俗、八计听吏治、三科登俊乂、四赋经财实、六德保罢瘵、五要简官事。五术曰听诤诵审其哀乐,纳市价观其好恶,讯簿书考其争讼,览车服等其俭奢,省作业察其趣舍。八计曰计户口丰耗以稽抚字,视垦田赢缩以稽本末,视赋役薄厚以稽廉冒,视案籍烦简以稽听断,视囚系盈虚以稽决滞,视奸盗有无以稽禁御,视选举众寡以稽风化,视学校兴废以稽教导。三科曰茂异,贤良,干蛊。四赋曰阅稼以奠税,度产以衰(与差同)征,料丁壮以计庸,占商贾以均利。六德曰敬老,慈幼,救疾,恤孤,赈贫穷,任失业。五要曰废兵之冗食,蠲法之挠人,省官之不急,去物之无用,罢事之非要。

臣按:陆贽以五术、八计、三科、四赋、六德、五要说当时黜陟使,自古遣使巡抚之条目盖莫详焉。然此等事固非一人所敢专,亦非一时所能成,盍闻诸朝,俾述于诏,条录为事比,颁之天下,使世世遵守而临当遣使按文考验,以为刺举劝惩之实。夫然,吏治庶其修举,民生得以安富乎。

宋仁宗时,蔡襄言:“人主宅中国,居法宫而使幽遐异域、风谣习尚、冤隐沈抑无一不陈于前者,托聪明于臣下故也。人主知其所托之难,明赏罚以驭之,赏罚既明则臣下不敢蔽欺而聪明无所壅也。今天下之俗,至有钜室富家兼并货财,作为奢靡,超逾法制,交通大吏,欺轹愚弱,而贫者父子转流,阙养生送死之具,不幸孤独废疾,不得终其天年。州县吏视而不能掩遏豪猛,矜哀穷厄,而又侵牟渔夺,不识休已,或愚缪昏耄,无所是非,或依倚权势,坏裂公法,其焯然有状可指数也。监刺之官大率以宽纾含隐为良,既发一奸赃,众辄指目以是,须其自败乃始纠擿,或有所私虑,垂败之人亦加意覆藏,使得脱去,其蔽蒙如此,监司之设仅与无同,吏之苟偷姑息浸以成俗。顷年遣使安抚诸郡,比其还奏,荐举虽多而蠹暴不察、恶吏不除、穷民不恤,有使之出不如无出之愈。伏惟陛下垂意生民,方使者之行幸,严赐告谕令其毕力推扬德音以致于下,究悉利害,庶有补于政治,勿徒使郡县供具,吏民遮列道途,迎候往来,重为此纷扰也。”

臣按:襄继言:“古之遣使皆务恤穷民、除恶吏、举材能、收滞逸而已,请令使者所至之郡存问乡里,其孝行着闻及年八十九十以上鳏寡、笃疾,依汉故事量予布帛,即贫无所养而有男女僦佣于人,偿其余直而追还之,若为僧尼,僧年四十、尼年三十以下并除其籍而归养,更无此等子孙,官给糇粮,责任亲党邻里养之以没其齿,孤独者戒敕所养之家务全其生,冤结无告使者择吏而治其曲直,力行笃学,衰老沦滞,表之以劝风俗。郡县吏治绩可称,条列其状显褒其尤者,贪墨腥闻,即令责询,材不任职于其职之相伦者易之,或虽洁廉而违法惨刻及年七十已上昏老而不知退者,咸以名闻,愿一切罢之,其官吏贪墨,因使摘发,监司之官素所不纠随而坐之,即使者不纠,异日倾败事在使者循行已前,并使者坐之。”襄之言如此类者,非但在宋时可行而已也。

庆历中,欧阳修言:“天下之事积弊已多,如治乱丝未知头绪,欲事事更改则力未能周而烦扰难行,欲渐渐整缉则困弊已极而未能速效。如欲用功少为利博及民速于事切,莫若精选强干朝臣十许人分行天下,尽籍官吏能否而升黜之。”

臣按:修奏乞特立按察之法,于内外朝官自三丞以上至郎官中,选强干廉明者为诸路按察使,请令进奏院各录一州官吏姓名为空行簿以授之,使至州县遍见官吏,其公廉勤干明着实状,及老病不才显有不治之迹,皆以朱书之,又有中材之人,别无奇效亦不至于旷败者,以墨书之,又有虽是常材能专长于一事,亦以朱书别之,使还具奏,则朝廷可以坐见官吏贤愚、善恶,不遗一人。修上此议,朝廷重于特遣使,惟诏诸路转运使兼按察。修又言:“臣之议本欲使者四出,使天下悚然知朝廷赏善罚恶之意,按文责实以救民急病,如汉之刺举、唐之黜陟使之类。盖人君之治天下如农夫治田,不可一概也,久荒之地必先芟辟,然后以时耘耨,特遣之使如久荒而芟辟也,转运兼按察乃以时而耘耨者尔。”臣窃惟今日之制,天下分为十三布政司皆设按察司,而又岁遣御史一人巡按,或三年、五年又遣廷臣一员巡抚,诚能举蔡襄、欧阳修所言于宋者以行于今,其清吏治、除民害、恤民穷,是亦固邦本之大助也。

以上论询民之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