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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衍义补》卷八一明 · 邱濬

▲谨好尚以率民

《尚书君陈》篇:王若曰:“尔惟风,下民惟草。”

蔡沈曰:“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君陈克由周公之训,则商民亦由君陈之训矣。”

臣按:此成王命君陈代周公尹东郊策命之辞,孔子答季康子之问其言本诸此。风譬则君也,草譬则民也,风之为气劲而力,草之为物柔而弱,以劲而有力之风而加诸柔弱之草,其偃仆之易且速可知矣。人君之居上也其转移之势岂止于风,而民之处下也其随顺之形则甚于草矣。人君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则其感孚之妙、转移之易、顺从之速,其犹风之于草,有莫知其然而然矣。

惟民生厚,因物有迁,违上所命,从厥攸好。尔克敬典在德,时乃罔不变,允升于大猷。

蔡沈曰:“言斯民之生,其性本厚,而所以浇薄者以诱于习俗而为物所迁耳。然厚者既可迁而薄,则薄者岂不可反而厚乎?反薄归厚,特非声音、笑貌之所能为尔。民之于上,固不从其令而从其好,《大学》言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亦此意也。敬典者,敬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常道也。在德者,得其典常之道而著之于身也。盖知敬典而不知在德,则典与我犹二也,惟敬典而在德焉,则所敬之典无非实有诸已,实之感人捷于桴鼓,所以时乃罔不变而信升于大猷也。”

臣按:人之生也,其性本有善而无恶,有善故其有生之初无不厚也,逮夫有生之后蔽于外物、诱于习俗,于是乎其厚者始变而薄矣。然向者其所得于天之本然者则固淳如也,在上者诚能敬典而在德,于凡所谓人伦之常道兢兢焉敬恭之而不忽,皆必实而有诸已,凡吾所令于民以为政教者即吾所好以为典常者也,则吾之一身周旋动履于大道之中,由是得于听闻观感之下者莫不迁善而改过,变恶以为美、化顽为仁、反薄归厚,荡荡平平皆升进于大道之中无反无侧矣。

《君牙》篇:王若曰:“尔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尔之中。”

蔡沈曰:“教之本在君牙之身正也、中也,民则之体而人之所同然也。正以身言,欲其所处无邪行也;中以心言,欲其所存无邪思也。孔子曰:‘予率以正,孰敢不正。’周公曰:‘率自中。’”

臣按:此穆王命君牙为大司徒之诰命。

《诗序》曰:《羔羊》,鹊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国化文王之政,在位皆节俭正直,德如羔(小曰羔)羊(大曰羊)也。羔羊之皮(所以为裘),素(白也)丝五紽(以丝饰裘之名),退食(退朝而食于家)自公(从公门而出),委蛇委蛇(自得之貌)。

朱熹曰:“南国化文王之政,在位皆节俭正直,故诗人美其衣服有常而从容自得如此也。”

臣按:先儒谓此诗为文王作人之效如春风和气,所在生辉,故人才之所成就,验诸在野则赳赳之武夫、公侯腹心,观诸在朝则委蛇之大夫节俭正直。此文王之化不可以浅深远近论者也,然则人君一身为风化之本,乌可不慎其所自出哉?

又曰:《驺虞》,鹊巢之应也。鹊巢之化行,人伦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纯被文王之化,则庶类蕃植,綍田以时,仁如驺虞,则王道成也。

朱熹曰:“文王之化始于《关雎》而至于《麟趾》则其化之入人者深矣,形于《鹊巢》而及于《驺虞》则其泽之及物者广矣。盖意诚心正之功不息而久,则其薰蒸透彻、融液周遍,自有不能已者,非智力之私所能及也。故序以《驺虞》为鹊巢之应,而见王道之成其必有所传矣。”

陈鹏飞曰:始于《鹊巢》之夫妇而人伦正,中于《羔羊》之君臣而朝廷治,人伦既正、朝廷既治,使天下皆被文王之化而有驺虞之仁心,则王道成矣。

《礼记坊记》:子云:“善则称亲,过则称已,则民作孝。”

吴澂曰:“言人子善称亲、过称已则民化之,皆兴起而孝于亲。”子曰:“长民者朝廷敬老,则民作孝。”郑玄曰:“长民,谓天子诸侯也。”

叶梦得曰:“老近于亲也,近者犹敬于上,则亲者民必知孝于下。”

《缁衣》:子言之曰:“为上易事也、为下易知也,则刑不烦矣。”

吕大临曰:“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易事者以好信故也,易知者以用情故也。若上以机心待民,则民亦以机心待其上,奸生诈起,欲刑之不烦不可得矣。”

刘彝曰:“上难事则下难知,上易事则下易知,好恶悖于上,喜怒失其常,于是有匿其诚信以为容悦者、屈其忠直以为阿谀者、包其祸心以为诈伪者,苟可以罔上而免其咎罚者,奚所弗至哉?为下如是,可谓难知也。”

臣按:上下之分虽殊而人心之理则一,上之人有偏心难事也、有褊心难事也、有私心难事也、有忌心难事也、有疑心难事也、有欲心难事也,下之人深情者难知也、厚貌者难知也、巧言者难知也、令色者难知也、阴私者难知也、隐忍者难知也、藏机者难知也、蓄奸者难知也。为人上者知吾之位尊而权重,人敬惮畏避之不暇,必和颜悦色以待人,开心见诚以示人,倾心输意以用人,平心易气以与人,宽仁大度以容人,至诚恻怛以恕人,则在我者易于事矣。知人之难知也,推诚以待之,因事以试之,如孔子所谓“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又如所谓“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则人之难知者亦易于知矣。大抵知人则哲,虽尧犹以为难,下之人诚不易知也,上之人苟能一待之以诚而不藏机蓄智以为牢笼驾驭之术,则在我者易事而在彼者不难于知矣,孟子曰:“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

子曰:“好贤如《缁衣》、恶恶如《巷伯》则爵不渎而民作愿,刑不试而民咸服,《大雅》曰:‘仪刑文王,万国(《诗》作”邦“)作孚。’”

陈澔曰:“《缁衣》,郑国风,美郑武公之诗。《小雅巷伯》,寺人刺幽王之诗。《大雅》,《文王》之篇。”

吕大临曰:“好贤必如《缁衣》之笃则人知上之诚好贤矣,不必爵命之数劝而民自起愿心以敬上;恶恶必如《巷伯》之深则人知上之诚恶恶矣,不必刑罚之施而民自畏服。文王好恶得其正而一出乎诚心,故为天下之所仪刑,德之所以孚乎下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令从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恶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陈祥道曰:“言之化人也浅,故不从其所令;行之感人也深,故从其所行。好恶出于正则彼皆从而正,好恶出于非则彼皆从而非,犹表端而影端、表枉而影枉也,故谓民之表。”

马耇孟曰:“令者令之于民,行者行之于己,其所行者若此、其所令者若彼,民不从其若彼之令而从若此之行,则是上之好恶下之所取以为正而不可以不慎也。”

臣按: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焉者矣,甚者甚于君也。林林之众、蠢蠢之民无所知识,见上之所好者在此则从而趋赴之、仿效之,始虽一二而终至于千万,始虽涓滴而终至于滔天,所谓甚焉者如是。噫,人君之好尚起于一念之偏私、顷刻之顺适,而不知天下之人从风而靡,遂因之而成风俗,或以之而致乱亡,然则君人者其好尚可不谨哉?

子曰:“上好仁则下之为仁争先人,故长民者章志贞教,尊仁以子爱百姓,民致行己以说其上矣。”

陈澔曰:“章志者明吾好恶之所在也,贞教者身率以正也。所志所教莫非尊仁之事,以此为爱民之道,是以民皆感其子爱之心,致力于行己之善,而悦其上如子从父母之命也。”

子曰:“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

方悫曰:“民以君为心者言好恶从于君也,君以民为体者言休戚同于民也。体虽致用于外然由于心之所使,故曰心好之身必安之;心虽为主于内然资乎体之所保,故曰心以体全亦以体伤。”

陈祥道曰:“体从心者也,民从君者也,故上临之以庄则下亦舒矣,上临之以肃则下亦敬矣。心以体率,心不在焉则视而弗见、听而弗闻,岂非心好之身必安之之谓乎?君所以率民者也,君好仁则下莫不仁,君好义则下莫不义,苟君不为之则民无从焉。体卫心者也,体全则心与之全,体伤则心与之伤,故曰心以体全亦以体伤。民卫君者也,民归之然后可以君,天下民去之则亦不能以独君矣,故曰君以民存亦以民亡。”

臣按:《缁衣》此篇即心体相须以喻君民相资之意,以见肢体之运动皆由心神之主使,亦犹庶民之休戚皆由君上之好恶也。然肢体之运动,心神固资之以为荣卫,然而运动之极至于疲废而痿痹焉,则人心之神亦因之而伤损矣。人民之供役,人君固资之以为奉养,然而役使之过至于贫苦而怨叛焉,则人君之国亦因之而丧亡矣。所谓君以民存亦以民亡,此二言者为人上者宜常书于座右以为朝夕之儆,以比丹书之戒焉。

《春秋左氏传》:穆子曰:“吾闻诸叔向曰:‘好恶不愆,民知所适,事无不济。’”

孔颖达曰:“所好必善,所恶必恶,在上者所好所恶不有过愆,则下民知所适归,言皆知归于善也。”

臧武仲曰:“夫上之所为民之归也,上所不为而民或为之,是以加刑罚焉而莫敢不惩,若上之所为而民亦为之,乃其所也,又何禁乎?”

陆贽曰:“凡上之所为以导下也,上所不为以检下也。上所不为而下或为之,然后可以设峻防、置明辟;若上为之而下亦为之,固其理也,又何禁乎?”

臣按:武仲此言虽为季武子而发,然万世之下居人上者立法制、明禁令,必先有诸己然后为之,夫然则所令无不行、所禁无不止矣。苟徒知责人而不知责己,是岂《大学》絜矩之道哉?

《论语》: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朱熹曰:“庄谓容貌端严也。临民以庄则民敬于己,孝于亲、慈于众则民忠于己,善者举之而不能者教之则民有所劝而乐于为善。”

张栻曰:“此皆在我所当为,非为欲使民敬忠以劝而为之也,然能如是,则其应盖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臣按: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谓之使者是有意于殴使其民也。圣人答之以庄、孝慈及举善、教不能,而加之以则之一辞,盖谓在上者能如此临之以庄而孝而慈而举善、教不能,则民自有如此感应,初非有所使亦不待于使而然也。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范祖禹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

臣按:《书》曰“表正万邦”,上者表也,下者影也,表正则影正矣。先儒谓政之所以得名,以其能以正己者正人也,己不能正焉能正人哉?居人上者诚能以正存心、以身率先天下,则近而群臣、远而万民,孰敢以不正哉?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朱熹曰:“言子不贪欲,则虽赏民使之为盗,民亦知耻而不窃。”

臣按:非其有而取之,盗也,非独谓货财,凡吾之所不当有者而有之皆是盗之事。康子患人盗他人所有之货物而欲弭之,圣人告之以不欲。所谓不欲者,凡吾所嗜好用度,苟理之不可为、义之不当为、分之不得为而恃吾之势以多取之、乘吾之力以强劫之、恣吾之材以妄为之,皆是盗也。吾为大盗而禁小民之不为小盗,岂理也哉?所谓虽赏之不窃,乃假设之言。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朱熹曰:“为政者民所视效,何以杀为?欲善则民善矣。”

尹焞曰:“杀之为言,岂为人上之语哉?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而况于杀乎?”

张栻曰:“在上者志存于杀,则固已失长人之本矣,乌能禁止其恶乎?欲善之心纯笃发见于政教之间,则民将率从丕变,如风之所动,其孰有不从者?然则民之所以未之从者,则吾欲善之诚不笃而已。”

臣按:人君之于民,如天地之于物、父母之于子也,天地生物、父母生子,惟恐不得其所而夭阏其生生之理而或至于伤其生。君之于民,当体天地、父母之心,庶几尽君之道也。是故人君之于民,贤者则保恤之,不肖者则哀怜之,养之教之、惩之戒之,至于再至于三,不得已而后加之刑焉。而刑亦有等第,非至于逆天理、败人伦不加之以极刑也。康子乃欲杀无道以就有道,夫道有诸己然后可以责人,吾居人之上,所谓道者或出或入焉,乃欲责下之人无道而杀之,又何以知其为无道也?圣人告之以子欲善而民善,欲其反诸身而自尽其道也。所谓善者天理之公、人道之正,纯粹而无恶者也,我有是善人亦有是善,上以善而自为则下之人同有是善者,亦感发而兴起矣。

子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织缕为之,以约小儿于背者)负其子而至矣。”

朱熹曰:“好义则事合宜、情诚实也,敬服用情盖各以其类而应也。”

臣按:在己者皆尽其道则在下者各以类而应之,所谓正己而物正者也。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谢良佐曰:“礼达而分定,故民易使。”

辅广曰:“上好礼则品节分明而诚意退逊,故观感于下者亦皆安己之分、听上之命而易使。”

《大学》:《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

朱熹曰:“能絜矩而以民心为己心,则是爱民如子而民爱之如父母矣。”又曰:“君子有絜矩之道,故能以己之好恶知民之好恶,又能以民之好恶为己之好恶也。夫好其所好而与之聚之,恶其所恶而不以施焉,则上之爱下真犹父母之爱其子矣,彼民之亲其上岂不亦犹子之爱其父母哉?”

臣按:先儒谓爱民之道不过顺其好恶之心而已,大约民所好者饱暖安乐、所恶者饥寒劳苦,使民常得其所好而不以所恶之事加之,则爱民之道也。虽然上下之分虽殊,好恶之情则一,民之所好恶者即吾之所好恶者也,因己之所好恶而知人之所好恶,又以民之所好恶而为己之所好恶焉,非真心于爱民而以父母斯民为心者,能若是乎?苟为不然,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不独用人为然。

《诗》云:“节(截然高大貌)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俱也)尔瞻。”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偏也)则为天下翙矣。

朱熹曰:“《诗》,《小雅节南山》之篇。师尹,周太师尹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谨,若不能絜矩而好恶徇于一己之偏,则身弑国亡为天下之大翙矣。”

臣按:先儒谓传引二诗以明为人上者民所共仰,则其好恶当与民同之,苟徇一己之偏私焉,则逆人心之所同而为天下之所戮矣。盖上人者下人之所瞻仰者也,民有不平赖以平之,民有不公赖以公之,而上之人先以不平、不公自居而好恶徇于一己之偏,是谓拂人之性、逆人之情,虽其位高势重,一时无如之何,虽未必至于戮而有可戮之理。噫,为人父母者而不能尽父母之道而为天下之大戮,亦惟于好恶之公与偏而已,可不谨哉。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

朱熹曰:“张氏谓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当以正君为急;此章直戒人君,义亦小异耳。”

臣按:此章即君道以明感化之机,盖有尧、舜之君则有尧、舜之民,有桀、纣之君则有桀、纣之民,苟所行者桀、纣之事而求尧、舜之治,无此理也。人君行仁义而下之人逆天悖理以不仁不义应之,天理昭昭亦不之容也,不久旋即沦败,自古及今无不然者,是以人君为治必存仁义之心以行仁义之政。

汉章帝时,马廖上疏曰:“昔元帝罢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乐府,然而侈费不息至于衰乱者,百姓从行不从言也。夫改政移风必有其本,传曰‘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长安语曰‘城中好高结(与髻同),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戏,有切事实,前下制度未几后稍不行,虽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师。今陛下素简所安发自圣性,诚令斯事一竟则四海诵德,声薰天地,神明可通,况行令乎?”

臣按:廖所谓百姓从行不从言,是诚识治化之体、风化之原者也。是言也,始于成王命君陈曰“违上所命,从厥攸好”,《大学》所谓“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礼记》谓“不从其所令从其所行”,皆此意也。盖人君一身风化之本原,而京师者又风化始出之地,君人上者诚能正身齐家而不为非礼非义之事,而于京师首善之地于凡事之营为、物之创造有不合于礼、不当于义者,一切禁革而惟古初之是式、礼义之是程,苟有违焉必加以罪并坐其监领之官、制造之工,不但己也。后世世主其所颁之律令格式非不严而谨也,然而能行之于暂而不能久者何也?上之人既不能率先以身,以故贵近者仿效而先犯之,然后天下从风而靡焉。所谓百姓从行不从言,岂不信哉?

第五伦又言于章帝曰:“诸王主贵戚骄奢逾制,京师尚然,何以示远?故曰其身不正虽令不行,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夫阴阳和岁乃丰,君臣同心化乃成也。”

臣按:第五伦言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是即《大学》所谓“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者也,是故人君既正身修德、躬行节俭,以身示教为天下先,复立为制度、严为禁令,以戒饬夫妃嫔宗戚之属、左右侍御之臣,内而朝着、近而京邑,使各安其分守,不得越礼逾制,则天下靡然从其化而不敢犯矣。苟徒责人而不责己,限疏而不限亲,禁远而不禁近,耳目所及者则若罔闻知,而于郡县之远、闾里之间乃详为之制、严为之法,则亦虚费文移,徒挂墙壁而已,安能戢其泛泛之心、杜其呶呶之议而革其靡靡之俗哉?

以上谨好尚以率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