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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衍义补》卷八七明 · 邱濬

▲城池之守

《易坎》之彖曰: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用大矣哉。

程颐曰:“高不可升者,天之险也。山川、丘陵,地之险也。王公,君人者。观《坎》之象,知险之不可陵也,故设为城郭、沟池之险以守其国、保其民人,是有用险之时其用甚大,故赞其大矣哉。山河、城池,设险之大端。”

吴澂曰:“不可升者无形之险,山川、丘陵者有形之险,王公因有形之险为无形之险,设此以固守其国,是谓人险。”

臣按:自古帝王必依险以立国,所谓险者有三焉,天险也、地险也、人险也。天险者本天之理,地险者因地之势,人险者用人之力。是故为国者必明礼义、立纪纲、修法度,有阶级而人不得以陵犯,有等威而人不敢以逾越,是所谓天险也;必因形胜增高深、扼要害,使出入也有所限截,来往也有所拘系,是所谓地险也。是二险者一本于天、一成于地,所以设而为之者则又在乎人焉,王公因天之道、顺地之势,为之城郭、为之沟池、为之关隘、为之亭障,皆所以守其国也。夫险者易之反也,有其险也则随其险而补其所不足、疏其所不通,无其险也则于其平夷之地修为险固之备,内焉而为之垣墉,外焉而为之城池,又远焉而为之藩篱,有门以谨其出入,有关以议其往来,是则所谓人险也。天既有自然之地险以为之关塞,又有当然之人险以为之捍蔽,则重关钜镇之中而有金城汤池之固,貔貅万旅,虎豹九关,京师地大而人众,宫阙邃密而深严,望之真如在天上而不可升矣。

《诗烝民》之六章曰:王命仲山甫,城彼东方。

朱熹曰:“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筑城于齐,而尹吉甫作诗以送之。东方,齐也。传曰古者诸侯之居逼隘则王者迁其邑而定其居,盖去薄姑而迁于临菑也。孔氏曰:‘《史记》齐献公元年徙薄姑都,治临菑。计献公当夷王之时,与此传不合,岂徙于夷王之时,至是而始备其城郭之守欤?’”

《韩奕》之末章曰:溥(大也)彼韩城,燕(召公之国)师(众也)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王锡韩侯,其追其貊(追、貊皆蛮夷国),奄受北国,因以其伯。实墉(城也)实壑(池也),实亩实籍(税也),献其貔皮,赤豹黄罴。

朱熹曰:“韩,国名,侯爵,武王之后也。韩初封时,召公为司空,王命以其众为筑此城,如召伯营谢、山甫城齐,春秋诸侯城邢、城楚丘之类也。王以韩侯之先因是百蛮而长之,故锡之追貊,使为之伯,以修其城池、治其田亩、正其税法而贡其所有于王也。”

吕祖谦曰:“春秋之时城邢、城楚丘、城缘陵、城杞之类,皆合诸侯为之,霸令尚如此,则周之盛时命燕城韩固常政也。”

臣按:筑城大役也,本国之民不足以自成之,必须朝廷命邻邦合力为之,非但以其工程浩大,盖以城郭之守不可以稽久,恐其或有意外之变非徒一国之事,亦以其事体关系朝廷也。

《周礼》:掌固掌修城郭沟池、树渠之固,颁其士庶子及其众庶之守,设其饰器(兵甲之属),分其财用,均其稍食,任其万民,用其材器,凡守者受法焉。

刘彝曰:“《易》曰‘城复于隍’,则是浚沟之土所以为城也,凿池之土所以为郭也,沟池深于外则城郭固于内,用其深以增其高也。”司险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

郑玄曰:“固,国所依阻者也。在国曰固,在野曰险。掌固掌修城郭沟池、树渠之固,并据国而言;司险周知山林、山泽之阻,并据野而言。”

张栻曰:“孟子谓域民不以封疆,固国不以山谿,威天下不以兵革,而先王封疆之制甚详于《周官》,设险守国与弧矢之利并著于《易经》,何耶?盖先王吉凶与民同患,其为治也体用兼备、本末具举,道得于已固有以一天下之心,而法制详密又有以周天下之虑,此其治所以长久而安固,若孟子之言,则推其本而言之耳。”

臣按:掌固之职,掌修城郭沟池、树渠之固,盖尽人力以固王畿于内者也,《易》所谓“王公设险”者此也;司险之职,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盖因地势以为险阻于外者也,《易》所谓地险者,此也。夫人君为治,固当本乎内治之修而亦不可不为外患之御,内焉者既本城郭、沟池以为固,外焉者又因丘陵、川泽以为险,因其自然之势则易为力,豫为未然之防则无外患,此《周官》所以有掌固、司险之设也。虽然,古人所以守其国者则又不专在是,是故远而有关塞则守在四夷,近而有甸服则守在九畿,有六官为守国之人,有六典为守国之法,而其险之所以不可升、固之所以不可攻者,则又在乎德礼仁义焉。不然,虽有高城、深池,委而去之矣。

《礼运》曰: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去声)己,大人世(父传子为世)及(兄传弟为及)以为礼,城(内城)郭(外郭)沟池(堑也)以为固。

孔颖达曰:“私力独财,不免争夺,故设险以自卫固。”

臣按:人生有欲,必有分辨界限之者然后不争,所以界限之者城郭、沟池是也。四者皆出于人力之所为,王公设险以守其国,此其切近而最要者也。

《春秋》:隐公七年夏,城中丘。

胡安国曰:“程氏谓为民立君所以养之也,养民之道在爱其力,民力足则生养遂、教化行、风俗美,故为政以民力为重也。《春秋》凡用民必书其所兴作,不时害义固为罪矣,虽时且义亦书,见劳民为重事也。人君而知此义,则知慎重于用民力矣。凡书城者完旧也,书筑者创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时,非人君之心也。”

吴澂曰:“君之资于民者资其力也,民之报其君者报以力也,故无事则资其力以用之于农,以足食生财,有事则资其力而用之于兵,以敌忾御侮,非礼非兵而劳民之力,必以其时、以其礼而不敢妄兴,不得已而役之亦必节其力而不尽也。《春秋》凡力役必书,重民力也。或问《穀梁》云‘凡城之志皆讥’,啖子曰:‘凡城,国之急务,但问时与不时,不应一切是讥。《易》曰设险以守其国,礼曰城池以为固,则《春秋》书城果何意也?’”

九年夏,城郎。

胡安国曰:“城者,御暴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邑无百雉之城,制也;凡土功,龙见而戒事,火见而致用,水昏正而栽(音再),日至而毕,时也。隐公城中丘、城郎而皆以夏,则妨农务而非时矣。城不逾制,役不违时,又当分财用、平板、称畚筑、程土物、议远迩、略基址、揣厚薄、仞沟洫、具糇粮、度有司,量功命日,不愆于素,然后为之可也,况失其时制,妄兴大作,无爱养斯民之意者,其罪之轻重见矣。”

臣按:有国者城池之设固不可无,然非为民生则不可轻用民力,非甚不得已不为也,况可非其时乎?是以善为国者,恒于无事之时而为先事之备,筹之必于其早,为之必以其渐,成之必缓其期,不至急遽仓卒,苟且为之,此所以务不妨农、民不知劳而役不再举也。

庄公九年冬,浚洙。

胡安国曰:“固国以保民为本,轻用民力,妄兴大作,邦本一摇,虽有长江巨川限带封域、洞庭彭蠡河汉之险犹不足凭,而况洙乎?书‘浚洙’,见劳民于守国之末务而不知本,为后戒也。”

臣按:因地险之川,浚而深之以限外侮,有国者不可废也,但事势有缓急、农务有殷隙,方事势稍缓、农务方殷,得已且已可也,若非事势逼切而不得已,不可废农时也。

二十八年冬,筑剉。

胡安国曰:“剉,邑也。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筑,故馆则书筑、台则书筑、囿则书筑,剉邑而书筑者,创作邑也。其志不视岁之丰凶而轻用民力于其所不必为也,则非人君之心矣。”

臣按:先儒谓《春秋》凡工役之多者书之以城,工役之小者书之以筑,圣人于一邑之小者必谨书之,以见民力虽小不可轻用也,以示后世之为民上者,使其用民力非必不可已、非必不可无,虽一夫一役决不可非时而轻费民力于无用不急之地也。

僖公二年,城楚丘。

胡安国曰:“楚丘,卫邑。齐桓公帅诸侯城之而封卫也。不书桓公,不与诸侯专封也。桓公封卫而卫国忘亡,其有功于中华甚大,为利于卫人甚博,宜有美辞发扬其事,今乃微之若此者,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略小惠存大节,《春秋》之法也。”

臣按:诸侯不得专封,封国者天子之事也,人臣奉命于外,凡事必请于天子,况迁国筑城乎?若非奉专制之命及甚大不得已,而存亡安危之几决于此,缓则不及事,决不可也。

成公九年,城中城。

胡安国曰:“经世安民视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沟池以为固也,穀梁子谓凡城之志皆讥,其说是矣。莒虽恃陋不设备,至使楚人入郓,苟有令政使民效死而不溃,寇亦岂能入也?城非《春秋》所贵,而书城中城,其为儆守益微矣。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非欤?曰百雉之城、七里之郭,设险之大端也,谨于礼以为国,辨尊卑、分贵贱、明等威、异物采,凡所以杜绝陵僭、限隔上下者,乃体险之大用也,独城郭沟池之足恃乎?”

臣按:《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谓之设也,人为之也。自古所以为天下国家祸患者,盗贼也、敌国也,人君设险以为国家之屏蔽,城于外所以御敌国,城于中所以御盗贼,皆不可无者也,故胡氏所谓不倚城郭、沟池以为固,盖讥列国诸侯不务德政而徒恃筑城以劳民者尔,非通论天下之势也。盍观人家之备盗乎,藩篱、垣墙所以防外寇之攘夺者固在所急,而缄縢、扃勣所以防家人之窃剽者亦不可少也,国家之备寇盗,曷异是哉?

襄公二年,城虎牢。

胡安国曰:“虎牢,郑地,故称制邑,至汉为成皋,今为浚水县,岩险闻于天下,犹虞之下阳、赵之上党、魏之安邑、燕之榆关、吴之西陵(今夷陵)、蜀之汉乐(今成固),地有所必据、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弃焉者也。有是险而不能守,故不系于郑,然则据地设险亦所贵乎?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大易》之训也;城郭、沟池以为固,亦君子之所谨也;凿斯池、筑斯城与民固守,孟子之所以语滕君也。夫狡焉思启封疆,而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以战杀人盈城者,固非《春秋》之所贵,守天子之土,继先君之世,不能设险守国,将至于迁溃灭亡,亦非圣人之所与。”

臣按:古者列国,其山川、丘陵各有险阻之处,往往据之以为守,今天下一家,守在四夷,当以边塞为守,固无俟于内地之险也。然天造地设,分疆画境各有界限,凡其界限之处必有天然之险,其不足者人力因而城之,此自然之势也,亦理之当然也。我国家分天下为两畿十三藩,于凡交界之处祖宗各设卫以城守焉,如潼关乃河南、陕西交界也,则设潼关卫以守焉,然卫城介华、陕之间,去京畿且远,顾不以属河、陕二都司而直隶京师,圣祖之意深矣。

七年,城费。

胡安国曰:“费,季氏邑也。书城费,乃履霜坚冰之戒,强私家弱公室之萌,用人不惟其贤惟其世,岂不殆哉?”

臣按:城城天下之大事也,守藩服者非奉天子之命而与其下私营之,可乎?此王法之所必不宥者也,履霜坚冰至,所宜深戒。十九年,城西郛。

左氏曰:“惧齐也。”哀公四年,城西郛。杜预曰:“鲁西郛,备晋也。”

臣按:先儒谓郛乃外城,此云西郛,实国都外城之西郛也。夫郛之在西,同一地也。前城左氏以为惧齐,后城杜氏以为备晋,不知果一地欤而或异地也,无所于考,然以今地势观之,则齐境在鲁之东、晋境在鲁之西,杜氏之说似为是焉。说者多咎鲁安于不竞,疲民以为城,避难而城其国之郛,则郛之外若郊若野皆不可保矣。虽然此以一事而论也,若夫守国之要,必先从近始而后及于远,近者耳目所及且尔,况于郊野之外、封疆之远乎?信如说者之论,则守家者专用力于藩垣,而门扃四壁皆可以废矣。

《左传》:宣公十一年,楚令尹艾猎(孙叔敖也)城沂(楚邑),使封人(主筑城者)虑事(谋虑计功),以授司徒(掌役者),量功命日(命作日数),分财用(筑用之具),平板(在两旁障土者)(两头立木),称(量轻重)畚(盛土器)筑(实土器),程土物(取土用物,为作程限),议远迩(议远察迩均其劳也),略(行也)基址(城足),具糇(干食)粮,度有司,事三旬(三十日也)而成,不愆于素。

杜预曰:“不愆于素,不过素所虑之期也,传言叔敖之能使民。”孔颖达曰:“虑事者谋虑城筑之事,谓揆度前事也。”

臣按:古人凡有兴作修筑,必先谋虑于其前,其所谋虑之事,分财用、平板纻以下数事是也。既谋虑矣,即量其功而诹日以启功至于某日当讫也,凡其所成之功计度其程限,皆不逾其所素定者,凡今日之所就皆前日之所期者也,是以先王之世事无过举而治有成功。

汉高祖六年冬十月,令天下县邑城。

吕祖谦曰:“始皇并诸侯而隳坏城郭,高祖定天下而令县邑城,心量之广狭、世祚之长短,于是可卜矣。”

臣按:郡邑有大小、民庶有众寡,皆不可无保障,一也。所以保障而捍蔽之者,非城郭乎?始皇以天下吏民为敌国,惟恐其有所捍蔽而得以拒我,高祖则以天下吏民为一家,惟恐其无所捍蔽而或以丧生,此其心公私之异而存亡所以分也欤。

孝惠元年,始作长安城西北方。三年,发诸侯王、列侯徒隶二万人城长安。五年,复发里中民城长安,三十日而罢。

吕祖谦曰:“萧何建都长安,兵革未息,未及城也,至是叛乱既平,始板筑焉。始于西北方,先所急也。是后间一岁乃兴役,凡三调发而城始成,所以休民力也。以三年、五年考之,发长安五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地近则赍送弗后,人众则大事易集,罢速则农事不违,虽当曹参为相,实何之规模。”

臣按:国家凡有大役,皆如汉人此法为之,用近地之民,不劳以久役、不急于近效,则事成而民不知劳矣。凡事皆然,非但筑城一事也,而于筑城尤为切要。

五代周世宗显宗二年,世宗诏展外城,先立标帜,俟今冬农隙兴板筑,春作动则罢之,更俟次年,以渐成之。且令自今葬埋皆出所标七里之外,其标内俟县官分画街衢、仓场、营廨之外,听民随便筑室。

臣按:世宗此举可为后世开展城池之法,盖为之以渐,立之以准,使民不疲于用力,而豫知所以避就。凡有营缮皆可准此以为法,不但展城一事也。

宋仁宗庆历二年,建大名府为北京。景祐中,范仲淹建议城洛阳以备急难,及契丹渝盟,言事者请从仲淹之议,吕夷简谓:“敌畏壮侮怯,遽城洛阳无以示威,必长其势,景德之役非乘舆济河则恐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将亲征以伐其谋。”诏既下,仲淹又言此可张虚声尔,未足恃也,城洛阳既弗及,请速修京城。议者多附仲淹议,夷简曰:“此囊瓦城郢计也,使敌得渡河而固守京师,天下殆矣,故设备宜在河北。”卒建北京。

臣按:仲淹欲修京城恐敌之长驱也,夷简之欲城大名为敌之镇遏也,二议皆是也。当敌势方张之时而修京城,似若示怯,然修外城而不足以扼其冲,则亦虚声而已,无益实事也。仲淹之议当于无事之时以渐而为之,随时而增补之,譬则人家之完其垣墉,非但备寇盗也,亦以为障蔽焉耳。夫然,则己既得以为固,亦不示人以怯矣。

庆历四年,枢密副使韩琦、参知政事范仲淹并对于崇政殿,上和、战、守、攻四策,请朝廷力行七事以防大患,六曰修京城。谏官余靖言:“大臣建议修京城,昔魏文侯恃险,吴起以为失词,愿陛下舍此策别议远图之术。”

臣按:范仲淹建议修京城,所谓远图无过此也,余靖言于仁宗,愿舍此策别议远图之术,其意盖与吕夷简同也。其后靖康之祸,金人长驱越过河北城镇而不之顾,直抵京师,宋遂不支,所谓远图者果安在哉?

以上城池之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