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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衍义补》卷一二九明 · 邱濬

▲将帅之任(上之下)

《庄子》曰:君子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卒然问焉而观其知,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醉之以酒而观其则,杂之以处而观其色,九征至,不肖人得矣。

臣按:此九征者庄周以为孔子之言,引之以为泛观人之法,而《六韬》之论选将亦以八征为太公之言。所谓八征者,问之以言以观其详,穷之以辞以观其变,与之间谍以观其诚,明白显问以观其德,使之以财以观其廉,试之以色以观其贞,告之以难以观其勇,醉之以酒以观其态,其言与周盖相出入,虽非太公、孔子之言,然人君选将参以二家之说而验之,则其人之贤、不肖亦可得而仿佛矣。

《尉缭子》曰:凡将,理官也,万物之主也,不私于一人。夫能无私于一人,故万物至而制之,万物至而命之。

臣按:理官者,掌刑狱之官也。夫掌刑狱之官必无一毫之私以制人之死命,然后可以为理官,为将之道亦犹是也。

又曰:夫能刑上究、赏下流,此将之武也故人主重将。夫将,提鼓挥枹(音桴),临难决战,接兵角刃,鼓之而当则赏功立名,鼓之而不当则身死国亡,是存亡安危在于枹端,奈何无重将也。

夫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故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将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主于后、无敌于前。

臣按:天下之道二,吉与凶反、顺与逆反、生与死反。所谓吉、顺、生,人之所欲也;凶、逆、死,人之所恶也。于人所恶之事非不得已,乌可以用之哉?是故国不得已而后至于用兵,士不得已而后至于将兵,可一而不可再,可暂而不可常,所谓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主于后,岂真无哉?甚言国之用将不可有制于中,而士之为将亦不可有所制于外耳。

将受命之日忘其家,张军宿野忘其亲,援枹而鼓忘其身。吴起临战,左右进剑,起曰:“将专主旗鼓尔,临难决疑、挥兵指刃,此将事也,一剑之任非将事也。”

臣按:将者三军之司命、国家之辅佐也,岂一剑之任哉?以一剑为任,史所谓剑客也。

《六韬》曰:故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将不可不察也。

将不仁则三军不亲,将不勇则三军不锐,将不智则三军大疑,将不明则三军大倾,将不精微则三军失其机,将不常戒则三军失其备,将不强力则三军失其职。故将者,人之司命,三军与之俱治与之俱乱,得贤将者兵强国昌,不得贤将者兵弱国亡。

臣按:古今论治者皆知相为国之辅而不知将亦国之辅也,盖国之有将相如人之有两手、鸟之有两翼,阙一不可,相得其人则国体正而安,将得其人则国势强而固。是故治忽在乎文,文之所以备,相之辅也;强弱由乎武,武之所以周,将之辅也。

《三略》曰:出军行师,将在自专,进退内御则功难成。

臣按:将能而君不御者胜,人君择将当以无用之先详审征验,然后用之,既用之后,付以便宜之权,俾其随机制胜可也。苟进退皆从内制,非独将之功不成,而君之心亦劳矣。

《孙子》曰: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强,辅隙则国弱。

臣按:辅之为言夹车之木也,车非辅则无蔽,国非将则无威。然为将者必才智全而无欠阙,谋猷密而无罅隙,然后其国强焉,不然,中有空而不全、外有间而可入则威不立,威不立则势不振,势不振则日流于衰弱矣。

汉高祖为汉王时,初得韩信,欲以为大将,呼信拜之,萧何曰:“王素酺无礼,今拜大将如呼小儿,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择日斋戒设坛场,具礼乃可耳。”王许之。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乃韩信也,一军皆惊。

臣按:古者豪杰之士,上之人必待之以殊礼,然后肯尽忠竭力以为我用,苟待之以常调,则彼亦以常人自居,虽有奇才异能,曷以自见哉?

汉王使郦食其往说魏王豹且召之,豹不听,汉王问食其:“魏大将谁也?”对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当韩信。骑将谁也?”曰:“冯敬。”曰:“是秦将冯无择子也,虽贤,不能当灌婴。步卒将谁也?”曰:“项它。”曰:“不能当曹参。吾无患矣。”

臣按:古人之遣将必问敌之将何人,先料彼之将与己之将相当否,然后遣之,因其所任则可以逆计其胜负,不待临战陈而后决也。

文帝前十一年,匈奴寇狄道,时匈奴数为边患,太子家令晁错上言兵事曰:“兵法曰‘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民’,繇此观之,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不可不择也。”

臣按:错言“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民”,林林者皆民也,民之禀赋有强有弱、有智有愚、有勇有怯,编集为兵,精而择之、教而练之、作而起之,则皆良兵而可以取胜矣,然非求于林林之众而用其纠纠之良,虽有其人而不能以自奋,虽多亦奚以为哉?是故必得一二之良,然后可以成千万之胜。然千万人之中群居而混处,未易以识之也,然欲识而拔之,其不以远而遗、不以贱而弃、不以仇而疏、不以罪而废,是故管仲射钩,齐桓任之以伯,孟明三败,秦穆赦之以胜,穰苴拔于寒微,吴起用于羁旅,乐毅之疏贱,孙武之瓦合,韩信之怯懦,黥布之徒隶,卫青人奴,去病假子,孔明不亲戎服,杜预不便鞍马,邓艾以参军平蜀,李靖用于罪累,李杰收于降附,是岂以形貌、阀阅计其间哉?

错又言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敌也;卒不可用,以其将予敌也;将不知兵,以其主予敌也;君不择将,以其国予敌也,四者兵之至要也。”

臣按:错谓器械利、卒可用、将知兵、君择将四者为兵之至要,臣愚以为,四要之中而君择将一者尤为四要中之至要者焉。盖将得其人,则士卒用命而器械无有不精利者矣,夫以有能之将统用命之卒、用精利之器,则兵威振、国势强而四夷服矣。

光武敕冯异曰:“三辅遭王莽、更始之乱,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涂炭,无所依诉。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诸将非不健斗,然好虏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无为郡县所若。”

臣按:光武所谓“征伐非必掠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斯言也天地父母之心也。夫人君兴师旅以征伐,所以除盗而安民也,然盗岂自外至哉?即民之为也,平定安集则民去盗而复为民矣。为将者必掠而屠之以张威立功,盗则除矣,而民亦从而损焉。光武之为此言,真知帝王用兵之旨也哉。

献帝时,夏侯渊战虽数胜,魏王操常戒之曰:“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若但任勇,一匹夫敌耳。”

臣按:为将之道不过乎智勇二者而已,勇以决其行,智以运其用,盖当夫受命决战之时,无敌于前、无君于后,奋发而刚强,固是勇也,然而必有怯弱之时焉,则是智而已矣。

诸葛亮曰:“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败也;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胜也。”

李靖曰:“兵卒有制,虽庸将未败,若兵卒自乱,虽贤将危之。”

戴溪曰:“所谓制者何?纪律是也。兵有纪律则主帅威立而令行,士卒心一而力齐,勇者不能独进,怯者不能独退,左右前后如手足背腹之相为用,以守则固,以攻则取,以战则克,舍此虽太公莫之能行矣。”

臣按:兵贵有制,将贵有能,兵之制否在乎将之能否,是以君之择将必求其能,不能者决不可用焉。武侯之言,甚言兵之不可无制耳,非谓将之可以无能也,将既无能,又焉用彼哉?由是观之,选将之道在乎用其能而已,盖人各有能,因其能而用之,彼能扩其所能以充其所不能,使皆能焉,而又尽合众人之能以为一己之能,用此有能之将而统夫有制之兵,进退、分合、左右以之无敌于天下矣。

宋文帝与徐湛之等议伐魏,沈庆之曰:“治国譬如治家,耕当问奴、织当问婢,陛下今欲伐国而与白面书生辈谋之,事何由济?”

戴溪曰:“兵家之用,情状万变,自非素所更尝,虽使良、平处之,亦未能灼见其利害而逆断其成败。古者创业中兴之君,天下虽已平定,必有老成宿将相与图回庙堂,彼于用兵皆身所涉历,不但耳闻目见而已,故谋必中机会而动必收成功。迨至后世承平,武事废弛,而天子左右前后率多不出都城坐取卿相之人,往往耳未尝闻金鼓、目未尝见旌旗,兵之利害、成败何从知之?边陲卒有警急而资其发纵指示,是犹访织于奴、问耕于婢,岂不颠倒错乱而失其所措哉?”

臣按:国家不可无老臣,而于将臣尤不可无,不可以其老而忽之也。古语有之,“智如禹、汤,不如更尝”,又曰“百闻不如一见”,老将更尝军士多矣,虽其辩论计虑未必竦动众人而出其表,然其所言论皆其所更尝,非无征者。故赵充国既罢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议,尝与参兵谋、问筹策,其后段会宗为乌孙所围,亦召陈汤问之,得此意也。

元魏明帝孝昌中,右民郎路思令上疏以为:“师出有功在于将帅得其人,窃以比年将帅多宠贵子孙,衔杯跃马,志逸气浮,轩眉攘腕,以攻战自许,及临大敌,忧怖交怀,雄图锐气一朝顿尽,乃令羸弱在前以当寇,强壮居后以卫身,兼复器械不精、进止无节以当负险之众、敌数战之虏,欲其不败,岂可得哉?夫德可以感义夫、恩可以劝死士,今若黜陟幽明,赏罚善恶,先遣辩士晓以祸福,如其不悛以顺讨逆,如此,则何异厉萧斧以伐朝菌、鼓洪炉而燎毛发哉。”

臣按:思令此疏虽言当世之弊,然后世世将之弊,惟取其官与世,不复问其人果可以将否。侥幸无事徒以备员,彼騃鲁不自知,苟快目前,不顾后患,固不足责矣,而有国家者承祖宗百战之余,所得之境土而付之呆童、庸竖,一旦有事,彼岂能支之哉?

唐太宗时,并州大都督长史李世杰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怀服,太宗曰:“隋炀帝劳百姓,筑长城以备突厥,卒无所益,朕惟置李世杰于晋阳而边尘不惊,其为长城岂不壮哉?”

臣按:秦筑长城以备虏,延长数万里、役死百万人,太宗以一人而当千万里之冲而卫千万人之命,其过于长城远矣。

唐太宗谓李靖曰:“当今将帅惟李杰、道宗、薛万彻,孰堪大用?”靖对曰:“陛下常言,杰、道宗用兵不大胜亦不大败,万彻若不大胜即须大败。臣思圣言不求大胜亦不大败者节制之兵也,或大胜、或大败者幸而成功者也,故孙武曰‘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节制在我云耳。”

臣按:王者用兵贵乎有节制,彼幸而胜亦幸而不败,皆非有成算者也,是故有节制以不败、有成算以取胜,是谓万全之师。

陆贽言于德宗曰:“将贵专谋,兵以奇胜,军机遥制则失变,戎帅禀命则不威,是以古之贤君选将而任,分之于阃誓莫干也,授之以钺俾专断也。夫然,故军败则死众,战胜则策勋,不用刑而师律贞,不劳虑而武功立,其于委任之体岂不博大,责成之利岂不精核哉?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艰、成大业者,由此道也。其或疑于委任,以制断由己为大权;昧于责成,以指麾顺旨为良将。锋镝交于原野而决策于九重之中,机会变于斯须而定计于千里之外,违令则失顺,从令则失宜,失顺则挫君之严,失宜则败君之众,用舍相碍,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讥,下无死绥之志,其于分画之道岂不两伤,经纶之术岂不都谬哉?自昔帝王之所以长乱繁刑、丧师蹙国者,由此道也。兹道得失,兵家大枢,当今事宜所系尤切,陛下宜俯徇斯意,因而委之,敦以付授之义,固以亲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权,待以殊常之赏,其余细故悉勿开言,所赐诏书务从简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托以示诚,言见重则君道尊,托以诚则人心感,尊则不严而众服感,则不令而事成,其势当令智者骋谋、勇者奋力,小大咸极其分,贤愚各适其怀,将自效忠,兵自乐战,与夫迫于驱制不得已而从之者,志气何啻百倍哉?”

臣按:贽所谓“敦以付授之义,固以亲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权,待以殊常之赏,其余细故悉勿开言”,此可以为人主委任将臣之法,至谓所赐诏书务从简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托以示诚,此可以为人主赐诏将臣之法,凡代王言者不可不知也。末言“君上之权特异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其要在于顺物情,其契在于通时变”,此数语者非但用以制军驭将,凡处天下事皆所当然。

贽又言曰:“自昔能建奇功或拯危厄,未必皆是絜矩之士、温良之徒,驱驾扰驯惟在所驭,朝称凶悖夕谓忠纯,始为寇仇终作卿相,知陈平无行而不弃,忿韩信自王而遂封,蒯通以析理获全,雍齿以积恨先赏(四者皆汉高祖所用),此汉祖所以恢帝业也;置射钩之贼而任其才(齐桓用管仲),释斩袪之怨以免于难(晋文公用寺人被),此桓、文所以弘霸功也。然则当事之要,虽罪恶不得不容;适时之宜,虽仇仇不得不用。陛下必欲精求素行,追抉宿疵,则是改过不足以补愆,自新不足以赎罪,凡今将吏岂能尽无疵瑕?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况阻命之辈、胁从之流,自知负恩,安敢归化?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君陈》曰‘无忿疾于顽’。”

臣按:自古圣贤有改过之说,而用人者亦曰使功不如使过,况乎用兵戎之士而又当有事之秋,尤不当责以全而求其疵也。

宋苏洵曰:“议者常曰将与相均,将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国有征伐而后将权重,有征伐无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轻,相贤邪则群有司皆贤,而将亦贤矣,将贤邪相虽不贤,将不可易也,故曰‘将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

臣按:将相二者皆国家之大臣,天下安危治乱所系者也,洵谓有征伐而后将权重,此攻战之将也,战必胜、攻必取,如此之将必待临事而后见其能,此诚不得与相侔,若夫折冲精神之将,侍夫环卫而奸盗自清,处夫朝廷而边鄙自靖,虽无攻战之事,自有廓清之功,将而如此,其功岂下于相哉?

苏轼曰:“今之论者以为,武举方略之类适足以开侥幸之门,而天下之实才然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过也。夫既已用天下之虚名而不较之以实,至其弊也又举而废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复以兵术进,亦已过矣,天下之实才不可以求之于言语,又不可以较之于武力,独见之于战耳。战不可得而试也,是故见之于治兵,子玉治兵于蒍,终日而毕,鞭七人、贯三人耳,蒍贾观之以为刚而无礼,知其必败;孙武始见试以妇人而犹足以取信于阖闾,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观将帅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骄而难令、勇悍而不知战,此真足以观天下之才也。武举方略之类以来之,新兵以试之,观其颜色和易则足以见其气,约束坚明则足以见其威,坐作进退各得其所则足以见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强也。故曰先之以无益之虚名而较之以可见之实,庶乎可得而用也。”

臣按:轼谓“欲观将帅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真有见之言也。夫试之以空言,角之以一技,诚未见其必然也,惟试之以一官,使之临众而莅事则才否见矣,才则用之,否则否。

苏辙曰:“天下之事,有此利也则必有此害,天下之无全利,是圣人之所不能如之何也,而圣人之所能要在不究其利,利未究而变其方,使其害未至而事已迁,故能享天下之利而不受其害。昔唐季五代之法岂不大利于世,惟其利已尽而不知变,是以其害随之而生,故我宋太祖太宗以为不可以长久而改易其政,以便一时之安,为将者去其兵权,为兵者使不知将,凡此皆所以杜天下之私恩而破其私计,其意以为足以变五代豪将之风,而非以为后世之可长用也。故臣以为,当今之势不变其法无以求成功,今夫欲人之成功必先捐兵以与人,欲先捐兵以与人则先事于择将,择将而得之,苟诚知其忠,虽捐天下以与之而无忧,而况数万之兵哉?”

臣按:天下事无全利亦无全害,择其利多而无害者为之斯可矣,然所谓利者非便于己私之谓也,使天下之人皆受其利宜而无祸害是也,是以君子贵乎讲学以明理,公心以处事。

辙又曰:“太祖用李汉超、马仁瑀、韩令坤、贺惟忠、何继筠等五人使备契丹,用郭进、武守琪、李谦溥、李继勋等四人使备河东,用赵赞、姚内斌、董遵诲、王彦升、冯继业等五人使备西羌,皆厚之以关市之征,饶之以金帛之赐,其家属之在京师者仰给于县官,贸易之在道路者不问其商税。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余,其视弃财如弃粪土,赒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贪其金钱,捐躯命、冒患难,深入敌国,刺其阴计而效之,至于饮食动静无不毕见,每有入寇辄先知之,故其所备者寡而兵力不分,敌之至者举皆无得而有丧。是以当此之时,备边之兵多者不过万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万兵足为之用。今则不然,一钱以上皆籍于三司,有敢擅用谓之自盗,而所谓公使钱多者不过数千缗,百须在焉,而监司又伺其出入而绳之以法,至于用间则曰官给茶彩,夫百饼之茶、数束之采,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为间者皆不足恃,听传闻之言、采疑似之事,其行不过于出境,而所问不过于熟户,苟有借口以欺其将帅则止矣,非有能知敌之至情者也,敌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尝多屯兵以备不意之患,以百万之众而尝患于不足,由此故也。昔太祖起于布衣,百战以定天下,军旅之事其思之也详,其计之也熟矣,故臣愿陛下复修其成法,择任将帅而厚之以财,使多养间谍之士以为耳目,耳目既明,虽有强敌而不敢辄近。”

臣按:辙此言曲尽用将之道,朝廷用将而能假之以权、丰之以财而不绳之以文法小故,则将得以尽其用矣。宋太祖起自戎行,盖躬自为将者也,故知为将之道,一旦居人上用所以将兵者以将将,此所以将尽其才而国赖其用也欤。(以上总论将帅)

以上论将帅之任(上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