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说》卷三清 · 胡承诺
虚实
人之生世，处天覆地载之中，范围乎五典六行之内，此誉实际，不可逃之而虚游，无论圣贵庸愚。用一日气力，即得一日衣食；有一卷学问，即得一卷明达；进一分道德，即得一分高明；减一分嗜欲，即免一分羞辱。有实理者，必有实事；有实功者，必有实效。不如是者，嗜好太繁，失意必多。自适己情，怨家必众。权之所归，敌必树焉。利之所锺，寇必瞰焉。宅心不实，故所为皆虚而收功亦无实际也。诗书多言道德，孔孟始言仁义。仁义所以实道德也，仁义所在，必以礼乐行之，礼乐所以实仁义也。外以节其形体，内以节其心志。故昔人以为皇极之门，盖理犹虚名，礼皆实事。理可指非为是，礼不可假伪为恭。故三代以前，言礼而不言理，期人以必行也，不期人以能言也。行者，实也；言者，虚也。阮籍喜谈名理，而曰礼岂为我辈设，是谓崇虚遗实，君子不取焉。礼可养人之性，乐人之生，使视听言动习而安焉，而自喻于道也。邪辟不作，有以全其所受于天，是谓养性。僭侈不肆，物力不屈，养生送死无憾，身不撄罪戾，心不罣忧患，是谓乐生。器数文物，服习之久，渐能知其所以然。饮食起居，出入哀乐，莫不合乎天地之节文而为人所表仪，是谓喻于道也。道者，率其性之谓。不仁不义之事，性所本无，故不慊于身，非有所恶而不慊也。不安于心，非有所格而不安也。若仁义之事，则居之而乐，行之而安，故道之在人，不必其在我也。而好之也与自爱其美同，我之不德不必其及人也，而自恶也。与人恶我同性，足具众理。故万事之理，不待外求而自具于性中，理足应万事，故万事之宜不待智巧而自得于理中，性之所具，即道之中，尧舜之所传也。中不择事，小大皆有之。中不相袭，因物而傅焉。中无定体，无适而可忽也。要以心为至中，心存则道见，见其体之皆备，用之各足。心一放则当前失之矣。盖圣人所谓道，不止论理，全为应事者设，言其无穷，则千万人千万世之志皆可相通，言其不二，则事之嫌疑、心之犹豫，有一成之决断而不可移易，使由吾说者，皆能趋吉避凶，藏住知来而成其为君子之德、君子之行也。是以不为备至之论，不取难行之事，粲然各具，森然不诬，井然皆有条贯，秩然皆有先后，一呼戴百应，一触则百动，所以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若涉于偏至，即有缺陷。缺陷之处，即不贯通。攻之则易破，藏之则易朽，块然一物，无神明之用。一乱之后，湮灭埽除即永绝矣。岂能与天地长存乎？后世非无儒也，为儒之心则有二，有忧学术未明者，有笑古人未工者，忧学术不明，以传道为心者也。其所谓道，天下之公也。笑古人未工，以名世为也者也。其所云道，一人之私也。若果以传道为心，姑且表章前哲、发明圣意，使仁义礼智之根常在人心，耳目口鼻之欲常处不胜，是亦足矣。勿为高谈异论，凿壤人心，增长嗜欲也。古者有其实而辞其名，今者习其名而反厌薄其实，谓之何哉？
盛衰
盈天地之间皆气也，而理即存焉。体包乎其外而气行乎其中，此天之交于地也。形结于有物而气充于无际，此地之交乎天也。人居两间，其气上交于天，下交于地，故生长收藏与出作入息相应，疾痛疴痒与阴阳寒暑相应。所以凡事皆有三才之义，而三才之中各分上下，亦凡事皆有六位也。有其位，即有其理，君子就所居之位而以其理行之，虽欲之而不居，虽恶之而不避，如天以云雨下施于物，物以形象上应于天，所以熙豫丰大，极亨通之美也。然盛则必衰，亦自然之理。丰大之极，一变则为微末；高亢之极，一变则为卑下。进无可益，则反就退缩而已。盖一盛一衰，天地之常理；此盛彼衰，人事之定局。既无两盛，亦无两衰，盛衰者，万物之避，亦万物所由以相息也。若盛而不衰，必至于战，战必有所伤，或阴与阳战，或羣阴彼此相战，皆必伤之道，是以君子避之。何也？大衍者，数之成也，成则变化无由生，故损一以为用，而变化生焉。惟其能变，是以远近幽深无不应之如向。若不变不化，不能括天下古今之象数也。君子观此，凡事皆留有余之地以为变化之基，而乘天地之生气。若其数已盈，则不能变化，所见为形与器者，皆天地之死气也。既为死气，则虽富贵福泽，无可留恋矣。夫万物洁齐于巽位，巽非有齐意也；万物交战于干位，干非有战义也。所以齐之战之者，人事之为也。君子损一以为用而不处于极，所以济天地之穷，乘其生数，不居成数尔。列子之言曰，生者死，而生生者未尝终，则非体物不遗之理也。形者实，而形形者未尝有，则非鸢飞鱼跃上下皆察之理也，亦君子所不取也。
屈伸
天地之间莫非气也，屈伸往来，皆气为之，人日在此气中，故富贵不可常，年寿不可久，高门降蓬，修棘树庭，气之推迁也。生若朝露，死犹絶景，亦气之推迁也。强阳者久必得祸，此由伸而屈；恭顺者久必得福，此由屈而伸。屈伸之际，若有物焉主持其间。然以道观，不过往来常理，往必有来，来必有往，则屈必有伸，伸必有屈也。天地人物，日在屈伸中，云蒸雨降，谷夷渊实，所不能免，而况得失成败之数乎？秦汉之交，诗书燔而经师重；汉魏之末，节行苦而任诞兴。亦屈伸相感召也。圣贤则道积而为德，故能主张乎气，而屈者可常伸，骤迁者可久住，所以有莫大之福，享期颐之寿，此非人力所为，亦非天所独厚，乃德之常伸于物上，久住于人间也。盖天地之道，以阴阳生成万物，又能节宣正气，驱除戾气。太虚之中有以推荡四时日月，而推荡之妙又终古如是，尺度不差，是以物情虽纷，有强弱啖食之患，而生生不绝，仪象虽错，有晦明愆伏之变，而常道自在，盖有太和之气，流行乎生长收藏，故物物各安性命，不苦众多难御。有大中之道，范围乎错综变化，故元会运世，指掌可数，不忧参差难计也。万世而下，诸儒众多，惟张子互藏迭至之说，颇窥其妙。人之德行行事亦复如是：阳藏于阴，居宠思危也；阴藏于阳，上交不谄也。寤寐相继，精神始健；顺逆相参，德业始成。阴阳之迭至也。所以天地生万物，既生之后，其气无不相通，故有感而即应。感者，此之所以达彼；应者，即彼之所以感此也。人道相聚，必有感应。既有感应，既有怨尤。既有怨尤，亦无不解之理，解则又相亲矣。若有私意，则气不通，不能感亦不能应，遂有积怨而终身不解者，与天绝者也。故阴阳往来之理，人之所不能违，要之在天则为理之循环，在人则为情欲所使。母病而子心动，气之无间也。人呼而天不闻，气之有间也。气之所由闲，情欲为之也。必也观理深而御情严，则爱恶去取，皆非私意，故平格则上达于天，中孚则下达于物，凡有聚有散之物，皆不得认为己有。彭殇之异、猗顿黔娄之异，总在聚散中争修短苦乐，若能知道，则此倏聚倏散、此聚彼散之境遇，皆不当累其心也。凡有识有知之物，皆不得似灵秀自矜。蠢愚拟人，即盖世谋略、盖世文章，皆一时客形所值，如石火电光，不可久系。人特于不可系中争胜负好丑，非真形也。若能知道，则此或圣或凡、此圣彼凡之躯殻亦不甚相远也。要当有不可假借者，内之本体，不可不致其养，外之客象，不可不谨其防，则当坚守力行，不可游移屑越者也。
阴阳
造化之用，阴阳而已矣。阴主收敛，阳主发越。阳气愤盈于地中，为老农者，秋成之后，虽不种殖，必从而耕之以宣其气，然后阳气畅达而为土膏，生长禾稼。若荒埆之地，耒耜所不及者，阳气郁积，土膏结轖，且生虫豸螟螣以害嘉谷，此乃阳气未达，别有所生，为灾沴也。人身亦然，阳气畅达，则生津润而肤理光泽，阳气郁结，则津液干枯，疥癣频作，犹螟螣之附土也。天地之生人物亦然，阳气畅达之世，所生多贤，而贤者亦获其用，是以其气益盛而至百年之久。若阳气不达，有贤不用，用之不尽其才，则结轖之气不独发诸草木鸟兽、星辰日月，而必锺于人。穷奇梼杌之类，往往闲出，犹螟螣生于土而贻害于土也。郑氏解礼但以魂魄血气明鬼神之义，程张则广以造化阴阳之说，朱子兼此二说，然后鬼神之理始全，故于其中分二气一气，以二气明郑氏，以一气明程张，使人知二说之相须。盖专用郑氏恐流于神怪，象设独用程张亦无当于焄蒿，凄怆之在人心者，惟以天地阴阳之正理，范围乎精气游魂之变态，其道乃尊，其指始醇。故事之之法亦备阴阳，敬而远之。敬则事之以阳，远则事之以阴也。今人语及于神，则有恭敬祗肃之意，语及于鬼，则有厌胜祛除之意，此非鬼神之情状。然贵阳贱阴，扶阳抑阴，亦有合于圣贤之指也。人与神，本无相通之气，而有相通之理。理既通矣，气亦贯焉。鬼神之理在彼，人以此理向之，故有降格之事。有恍惚之交，气亦相感无间，所以神降于莘，不足惊诧。监德观恶，虞夏商周皆有之。然而民之与神，不相杂扰者也，虽理有大归，必不曲为小惠，岂有一人含冤即能诉天，天受人诉，即降祸罚，若物情报复、取快目前者乎？其祸其罚，要归不可逃之数而已。栾书之善，足庇其子之恶；栾黡之恶，移诸其子之无罪。天无赫赫之报，人有冥冥之疑，亦归于不相杂扰之理而已。若肸蠁剡然感着于人，幄中人语，城上蜕迹，鼻衄水滨，杯澹席右，此必无之事。巫觋假谲者也，一开其端，罢之甚难。明哲之士不可为彼说所动，折以经传之旨，时王之制，绝地天通，罔有降格，不歆非类，不祀非族，则幻妄息矣。若夫童龀之子，未有念虑之感而会成嬉戏之言，似若有冯者，其言或中或否，皆可为鉴戒，犹有益世教，与巫觋矫诬不同也。厉鬼之说，理之所有。盖天地之气，有和有沴，流行不息。人居其间，有生有死，相禅无穷。生则有形，形所由灵，名之曰魄。既生魄矣，内自有气，气之运者，名之曰魂。耳目心思能知觉，手足能运动，啼呼为声音，此魄为之，所谓精也。意识性情，关节脉理，皆有气行乎其间，此魂为之，所谓爽也。林氏曰，精者，神之未着。爽者，神之未融。是以积精而至于神，积爽而至于明。故魂魄人之所同，而精爽则贤否贵贱有不齐焉。既死之后，魂魄虽逝，精爽犹存。其尚德者，附天地和气而兴利。故先王祀为明神。月令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是也。其行恶者因害气而施灾，故谓之厉鬼。礼，天子立七祀，有大厉。诸侯立五祀，有国厉。五行传亦有御六厉之礼。厉气流行，时有形声，愚蒙闻之，必生讹言。民心不安，义须止遏。有民社者，恶可坐视不救？传曰，鬼有所归，乃不为厉。操政柄者，亟为之求所归焉。物怪则驱之，韩愈之事是也；人厉则抚之，子产之事是也。泉台之妖，虽不在厉鬼之数，但人心危动，以台为妖宅，妖偪处此，是以大惧，人君以国为体，一国之心缘此不安，欲安民心，不得不毁其台也。盖离宫别馆，清虚闲敞，人迹既稀，鬼物斯冯。欲除其害，不得复存其迹。祖宗亲尽之庙，壤而不葺，葺之则为讥，况游观之所乎？此载在经义，不为无据者也。夏父弗忌乱闵僖之次，柳下惠谓其必有天殃。后弗忌死，已葬而柩焚，烟达椁外。此礼官失礼，鬼神谴责之明验也。光武有事泰山，欲因武帝故封，梁松固争，要其必改。既封之后，光武未受其福而松被诛死，史家以为罪虽由身，亦诬神之咎。何也？朝廷之上，行礼之地，故以明礼为大事。古语曰，法吏侮法，犹礼官侮礼也。礼官逢迎人主，诬神侮礼，能无谴乎？左氏于跻僖一案既引论事君子之言，又引作诗君子之言，又引仲尼之论，再三举似不一而足，深明其不可也。此嘉靖诸臣所以宁受摈斥，不敢顺旨行失礼之事也。王莽之子非莽隔绝卫氏，吴章谓莽不可谏而好鬼神，可为变怪以惊惧之。夜持血洒第门，事觉而死。苦谏犹是说理，假鬼神则近邪魅，宜其陷于大逆而不可救也。昔人谓锺巫之祭足征淫祀无益，桑田巫期以明术自杀，晋小臣以言梦为殉，武帝炙胡灵上林，胡不闻欤？
有无
二氏之说以为天地万物皆虚空所生，山河大地亦妄见其所生。夫闭一空器、锁一空室而云人物实其中。空瓶之中自生酒醴，空釜之中自生饔飱，此愚所必不信也。且也山河大地在人目前者犹妄，又安得其身已往，其性则存者乎？世人但知二氏之谬而不举一确然可据之理以证其失，故终古莫胜。张子则举易以证之，以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吉凶，吉凶生大业。古今以来，莫非气之充满而推荡熏蒸以至于盛且久者，皆天下之实理也。乘生生之气以来，既非自无而之有，虽有聚散死生而此理不息，又安得举山河大地尽归刬除以为无乎？以此辟二氏之妄，最为得之。故学者不可不明易也。
异端之家无者必欲言其有，有者必欲言其无。吾儒之书，有无皆实理也。故周子曰，无极而太极，太极即理也。理之所在，不可以形器言，不可以方隅言，故曰无极。非若二氏之家，并此理亦言无也。先儒谓万善所以生、万事所以定，莫非此理流行为之根柢、为之枢纽，在天为阴阳，在地为刚柔，在人为仁义，人有此身，一日之间无一息不有仁义流行，所谓动而生阳，静而生阴也。而仁义而又相资为用，所云互为其根也。仁者，万物所资以为生。义者，万物所待以成用，此太极之理箸见于人身者。若只从气化言，犹于人无益也。惟步步着实，人然后能尽仁义之事，而立仁义之极。故周子又以诚明之。
吴澄之说言荐拔之非礼也。今推其说而广之：为善之人既与日月争光，何所事于蔫拔？为恶之人既已沦于沙虫，亦恐荐拔无及。若为子孙者，果知祖父所行既谬，而畏冥冥之中必有谴责，即当改行迈迹以赎其愆，冥中之谴未必不可挽回，祖父之过未必不可洗涤。若祖父未尝有过而为有过之疑，因以生荐拔之事，是诬逝者以不白之寃也。其父攘羊，其子证之，犹见责于乡党，况未之攘羊而辄诬之乎？以此观荐拔之说，果非释氏之言，其徒为此惑人，信矣。嗟夫！虚无空幻乃圣贤之寇贼，因果报应，又释老之奴隶，吾见世之好尚日下，而智术益陋也。
天道聚散存亡而已，非有前后身之说也。腐草为萤，雀入大水为蛤，物或有之，岂人生之谓乎？且草之善恶必不报之于萤，雀之善恶必不报之于蛤，形之化者，尚不能相及，况形气皆非其故者乎？且其说以不善为沙虫，则萤之与雀皆沙虫之属也，岂一一皆为恶之报乎？若以为有人性者杂乎其闲，则沙蛊之生死谁司其籍而不爽其报乎？西土之人好杀，故释氏以慈忍矫之，中国礼义之教，其体无方，其用无涯，奚取慈忍之一端乎？裴頠曰，形器之故有征，空无之义难检。取难检之义以愚人，人亦为所愚而不悟，不求益身心之故也。若以践履笃实为务，则异说无由进矣。
老子之意，惟以柔弱退伏待天下之事，绝不以人从我、以利权害、以巧胜拙。诚恐以人从我，倘人有不从，则我不得踞其胜矣；以利权害，倘我专其利，则人必受其害，受其害者，必与我为敌，而我失其利矣；以巧胜拙，人皆相竞以巧，彼此相加，终无已时，至其极也，必有一败，不如守拙，得以常不败也。此三者，皆处人所不竞之地，自伸其志而不受世途之阻桡者也，故其所言，皆近情理，绝不荒唐；皆可循求，绝不幻妄。所以古今用其说者亦可为君为相，而致治平之休，获贤哲之誉。若读庄子则使人放纵而犯义越礼之事多，读释氏则使人无所检括而妄言诞说之徒亦进，故二家之说以为号令则不雅，以为章奏则不法，绝与老子不同，而嵇康粱武又覆车之在前者也。
性命
在太虚之上谓之天，形体所具谓之人。天与人以气化相接而秉其阴阳刚柔之德，是之谓性。性之所居有物閛焉，如第宅然，是之谓心。凡九州岛之内，生物众 多，各得夫土壤之气。燥湿肥硗，必因其产，人为天地所生，岂有不得天地之气者？得其气即得其理，故凡为善人者莫不好仁而恶不仁，好义而恶不义，以此知仁义之为性也。战国之时与孟子论性者，其人未必皆象瞽叟、纣也，而引象与瞽叟、纣以概夫天下之为尧舜、为微比者，不引古之善人以明性，偏引古之不善人以诬性，可谓丧其所受于天而酷嗜夫凶人之德矣。夫与人相期末至而思之，是之谓思。有所亡失，建鼓而求之，是之谓求。两国相比，据图籍以正疆界，设兵卫以严封守，虽有强敌亦不能夺。今人尽性之功亦当有思、有求、有不可夺。诸家之说乐放纵而恶拘检，亡失而不求，久旷而不思，弃置不守，为物所夺，宜乎河汉其说，无所程于心也。
命虽在天，必与人事相称。人事有远近高深而命无不应，人事有洪纤曲直而命之所报无不当。然则命也者，随人事得之，不可谓在天也。然天道声臭莫测，常默与人周旋，人能惠迪则吉，能不骄不傲则万福来求，惠迪从逆在前，吉凶影响在后。不骄不傲在前，万福来求在后。所以动乎志、气见乎眹兆者，又若天实为之，而驱人以从事焉。以其由人事得之，故曰君相可以造命。以其动乎志气、见诸朕兆，则天实为之而君子不可不知命、不可不畏天命也。春秋列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阴阳之中制其法，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减，故名其书曰春秋，所以举中道也。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以仁义之中制其法，人之喜怒哀乐、动作威仪未必尽合于礼，故必矫情从道，必合仁义之中，而人道始和，人性始尽。推而广之，五行之理则金火相革，人事之变则汤武革命，亦所以致中道也。夫人事之中即刘康公所谓命也。若夫亲者相残，仇者相好，变化诡故，不可前知。以怨蒙赏，以恩被戮，忧喜回穴，不知所伏。张单俱灾，颜冉速讫，死生寿夭，不可常测。此人所谓命而不可谓知命。阮逸曰，德合于天而心复于性，是谓知命。命非见牲无能知，知性者少，故知命者亦少也。刘峻辨命非不善也，王通犹以为凡事归诸命则人道废矣，盖人能知命而后可言畏命，能立命而后可顺命也。
言行
谨言慎行，非土木之偶、首鼠之恭也。凡道德文章、功名事业贵乎在内者有以容纳，志量恢宏则容纳多矣。又贵在外者有所承载，局面宽展则承载富矣。执守不坚，苦于易夺，纷华美丽，见之斯悦，悦斯夺矣。负荷不久，伤于易败，岁月推迁，志意潜移，移斯败矣。容纳不广，虽坚守无益；执持不坚，纵恢廓无成。见义不为，器识之偏也；中道而废，嗜欲之夺也。若此者，启口即谬，作事即乖，奚取谨言慎行哉？理欲两念，自天子至于庶人大略相同，然有以理之名快欲之私者，有以理之实近乎欲之名者，亦有欲所不当然而防理所当然者，又有推欲之私为理之公者，要之以己同人则欲之事皆可理行，以人从己则理之机莫不荡而为欲。何以明之？人之动也必有所奉，子受命于父，臣受命于君，君受命于天，日用之间、人事之节所受命者，道也。忧之与疑，皆易理也。有忧有疑，济物之心，何忧何疑，尽性之力。遇灾而惧，有凶降名，是谓有礼。有礼者，四邻之望也。怒以止乱，巽以行权，是谓有为。有为者，救世之略也。步不踰尺则纵横皆方，折旋中规矩则环佩鎗鸣，是谓有度。有度者，万民之表也。贱而有耻者，宠必不骄。柔不可犯者，强不可夺。远而不至孤立，近而不涉谄媚，有所矫拂，因其势而导之，有所闻示，援其类而讽之。有恩于人，不期其福，不徼其报，诚仁厚之德内结于心也，如是之谓理而君子所当法也。临下不刚直，则匡衡之居省门。事上不和悦，则萧望之之轻丞相。长傲遂非，天性疏旷者可救，学问颇僻者不可救。富贵功名，此中莹通即为福，此中蔽塞必为祸。诡辟之论，偏倚之行，古人所最忌。今偏以此立名，出于己者无所捡择，故责于人者无所程量。志淫则贱物贵我，心荡则好奇尚怪。以我之所同毁众之所同，皆不祥之人也，如是之谓欲而君子所当戒也。君子不以谨慎为恭，而以理欲为辨，故凡有位之言皆法也，无位之言皆业也。法则不可任意，业则不可苟居。陈治乱之机、辨义理之微、善恶以儆来事、藏否以示后学，大道为公而非以自为也。重厚简默，不为流俗所喜而有道者取之。闭门却埽，未必免谗。缄口内修，谗无由至。古人无绝物之教而有缄口之教也，此君子立言之则也。不炫鬻以求名，不弛放以寄愤，恬然若将终身使世不见其人、人不知其美，但安处其常。常者，分之所止也，虽有高位不可不辞，虽有盛名不可不避，虽有大辱不容不蹈，虽有小悔不容不居。惟以居心敬畏，物情自服；居心专一，事功必成。居心宽平，人必从化。是非之在人者勿存诸心，怨尤之在己者勿忘其省。勿存诸心之谓无我，勿忘其省之谓内讼，此君子制行之指也。盖君子一身所言所行皆思济物，是以不用于世良为可惜。若所具者无用之才，所习者无用之业，所处者无用之位，如井泥不可食，虽禽岛亦不至矣。进德居业而有此象，其人亦不足惜矣。
省克
养气和平者必无胜物之心，居心明净者必无累心之欲。无胜物之心，故内公平而外和易；无累心之物，故忘穷通而齐彼我。矫思以正其身，立义以正其思，刻意为善，不溺志于所安；谨身畏法，不贪冒于所获。以刚为体，故守道必固；以健为用，故迁善必速。知仁义，故重礼节；厉廉耻，故谨好恶。乐天之谓顺理，知命之为谓安分。俗艳甚短，故藐大人；道味甚长，故乐古制。道义广大，不以绝物为高；道心精微，常以谨严为益。虽其一生来必能尽天下之善，而不可不存尽善之心；虽其一身未必遂有无过之日，而不可不怀速改之志。敬小慎微，日积而圣，如木生地申，长而益高也。意所便安之处，使人气弛而形放；名所凑集之地，使人劳形而苦神。不好学则不惩前过，不内省则不求后益。势所可为，必不降伏其心，故富贵之人往往多骄；心难自抑，必不郑重其身，故责怨之人往往轻死。既丧羞恶之心，必为机变之巧，无所检束而日放其心者，不必有所利而后为恶也。私心未净，不能竭情无隐；欲心骤动，必多陵节失序。随人而动，自处已卑；一感即应，失身弥速。若此者，如火销膏，如溜穿石，日积损而不自知也。易所云见龙在田者，虽无风雨之势，识者已知非池中物矣。然非有殊尤绝高之行，人所不能，惟君子独能也。其自爱也如爱器然，既包藏矣，又什袭之；其措躬也，如行地然，既审视矣，又曳踵焉。不以德盛而傲其体，不以行高而惰其志，无愧于心，无欺于人，无不周于事之用，如是而已矣。若夫警戒震动之心，人之大益存焉。一事之难可以致终身之易，一身之否，可以致举世之泰。严厉非安和之道，而于自治则有功也。此省克之大端也。
知天
上天止此清淑之气，流行不息。人受之为德，仁义礼智，其条目也。天无杂气，人无恶德，故古先圣贤俯仰二仪，必合其德。天地之德见乎其体，天圆而动，地方而静。动者道之权也，静者道之经也。天道无私，故可行权；地道受成，故宜守经。健行坎止，即经权之显然告人者也。圣人之德，见乎仁智。智者万物不隔，天地之动体也；仁者私意不留，天地之静体也。处己以静，接物以动，刚柔以立本，变通以趋时，则与天地之阖辟相似；默而感之，神而明之，则与天地之往来相似；有位施诸政治，无位明乎教化，则与天地之功用相似。此圣人之合天者也。天之心，无不欲其顺也；人之心，无不欲其利也。圣人求义理之中以施事物之际，使上下各安其分，万物各止其所，所成顺致利，和合天人也。故言道德必本仁义礼智，言礼乐必本中和之德，言政治必审因革、必崇爱敬，言兵必尚仁，言刑必远申韩，是之谓明道也。人之体道，凡属嗜欲之类皆当以天道制其淫放，凡属礼义之流，皆当以人事策其怠惰。天道人事，可以相辅，亦可以相制。圣贤则得其相辅之力，中人以下则得其相制之力。圣贤嗜欲原薄，限以节制，则省克弥精，此相辅也。中人以下任性则流于淫放，服礼则易于怠惰，故必以天道节其嗜欲，以人事策其懈怠，此相制也。矫情以从理，安理以复性，行思坐诵常若不及，临事往来常若有戒，亦所谓相制也。
立诚
道德之功，在乎立诚。诚身之事，不过仁义礼智而已。四德无欺，即至诚矣。即事即物，坚守四德而扩充行之，即无欺矣。天道者，诚之最著者也。圣人之德，取足四端之中而天下之理充周有余，天之体也；圣人之行，取则四端之中而天下之事泛应无差，天之用也。人之所尊，至天而极者，以其为德不欺而皆出于至善，又终古如是，有不爽之诚也。今有人焉，其德皆善，而又终身如是，则人而天矣。神之清明者，理也；神之昏浊者，欲也。念之真实者，理也；念之虚假者，欲也。善恶者，理欲之谓也。世之学者徒知善之当为，而非出于至诚，则往往有物以潜拒于其中；徒知恶之当去，而非出于至诚，则往往有故以默缓于其外。又以为人所不见，遂变其初念，以从不肖之心。又畏其不可对人，而藏之愈深以掩不肖之迹，此学者所同病也。好学之士，屏人独处，清夜梦觉之间，莫非善恶两端较量不辍，事无大小，一旦当前，善则力行，不善则速改，不刻励于众耳亲目之前，不懈弛于隐微幽独之际，然后物欲退听，所性常存，是以无偏倚、无昏浊、无系恋而足藏神明之用，且能涵万物、包天地、统人伦而亦具万汇之体。体用兼备，则天人之际往往相符矣。其始学也，苦无进德之方，但日去疵类，自有进益。不能进德，皆由不能去疵，亟欲求美名而张之也。嵇康阮籍喜谈名理，而穷理之功实疏，故不屑为寻常之行，亦不能入圣贤之室，恃其才气过人而处乎末世，郁郁不得意，遂以遗世为高，并欲自遗其身。不知一身可遗，天下不可遗也。有道者不惟不遗天下，亦不遗其身。谨持性所固有而培养之功与日俱增，自不乐为放达之行矣。盖人之为学无限，败德之事皆从虚浮华美之念触类推荡而出，为之益熟则居之不疑，用之益工则箴之不痛。君子则不然，人之得失即己之成败也，人之显见即己之隐微也。恐无以自观，故因人以及之。因人以观己，则修己之功不在人后矣。见善必取之，知善必与之。取之者，所以自广也；与之者，所以深造也。盖天地有自然之德，君子体之，加以必然之功，所云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皆自勉以必至于是，而非任其本质也。其为心也，时时悚惕，刻刻提撕。屏除嗜欲，使神明不昏；勤学好问，使见闻日益；揆度事理，使精义入神；乐近贤士，使观摩有助。仁民爱物，以广其仁；敬小慎微，以进于道。常存古人，使心存而不驰；勇于行义，使气振而不惰。不摭华遗实，不有初鲜终。居以宽宏广大，行以敦厚笃实，故有所企而日高，有所望而日就。不若参辰两星，各居莫所，终古不相近也。
顺义
穷理之功，所以为处事之地。理之是非，即事之得失。每事当前，先举而质诸理，理定而参以时宜，则经权皆备而无余蕴，此外利害得丧不可胜诘，一涉揣摩，则执理之见常不胜从欲之见。舍经权而计利害，不跲踬于当时，即指擿于后世，盖由止见利害，所以不见是非。或见利思义，常掩其非；或见害思避，常昧厥是。以利害之微明，成是非之大暗，则不式于义之过也。天地盈虚消息之理，万事万物皆听命焉。人得其理以为进退存亡语默之节，一动一静无不与消长同体，则世路崄巇可平。易之为书，六十二卦阴阳相错，惟乾坤为纯体。以其纯也，故静专动直，平实易知。静翕动辟，简要易行。然而人才不齐，事变多端。专直尚涉尤悔，必参以委曲调剂，纔得无戾；翕辟犹有渗漏，必加以弥缝融洽，纔得无闲。分数稍差，时宜稍乖，皆足害事，故有道之士必以六十二卦之理斟酌补救，使阴阳相错，刚柔迭用。又审谛乎天地人之位以善措其专直翕辟之大而曲尽其弥缝调剂之细，然俊天下大务得此始成，生人大业行此始安。至于时措咸宜，依然合乎易简而足为制事之准也。故君子处事有序者不紊其序，有节者必案其节。如人之有形体，不可倒置也；如形体之有精华，不可壅滞也。心之所安而有碍于义，是意气舆情欲相翼而成，其情可嘉，君子不以为礼，义之所在，而心未安，是事势与羣望相迫而起，其事虽正，君子不以为诚。故君子处事，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父为子隐，子为父隐，门内之治也；大义灭亲，诛不避兄，辟内难而不辟外难，门外之治也。又当上下相应，精粗俱到。有帝王之君必有帝王之臣，又必有帝王之民。平日教化所渐，未能醇一粹美，一旦欲为三代以上之事，必也自相违戾，有善心而无成事也。不以己之非夺人之是，故义所不克厌然而服，不为辱也。尊行于上，卑行于下，是之谓顺。虽逆于事而理之所顺即心之所安，不可谓逆也。恩以情杀，义以礼成，情以势屈，道以力程。恩以情杀者，世近则恩深，世远则恩降，故持论有宽严，制治有疏密也。义以礼成者，不使无礼义之人主持有礼义之事，其事虽逆，其辞必顺，正辞所以绳事也；情以势屈者，小之事大、贱之事贵，情虽不怿，势所必断，又当屈情从势，不可以古法概今事也；道以力程者，道所当为必程其力，力所不堪不可责以道，不量力而施责，非王道之平也。善事以成为福，恶事以不成为福。善事将成而物败之，主其事者之不幸也；恶事将成而物败之，主其事者盖有天幸。非人力所为焉。然事有未成即败者，有必待既成然后败者。势未及重，其败甚易。以其未重，故祸福皆轻。势之既重，其事必成，成而必反，一败涂地，故其祸常重也。凡举事不义者，宁速败而祸轻乎？宁倚势速成，终于必败而祸重乎？盖任势而处强者，一不义足以灭之，无所谓强也，此可先事决之，不待事后者。凡为仁之事，与义相辅，有通其仁而义不与者，以相济为辅，非以相比为辅也。凝滞生于见理不明，忿恨生于私欲未净。纤者舍大而取小，吝者丰己而薄人，皆由大义未通也。圣贤举事应物，为之轨则以清其原，有以止天下纵欲之心。虽群情流放，终不可夺，所谓尽己心之经纬，以齐人心之乱绪也。故事虽未成而义已成，不必更问其事；事之所止即为义之所止，亦不必过用其心。以踰其义，是以移风易俗而人不惊也。且君子小人，其举事各有不同。有小人仅可不嫌而君子不提不嫌者，不可以成败论也。中古末世，其举事亦各有不同。有中古可以不防而末世不得不防者，亦不可以成败论也。不义之事，易世而后必反而归正。鲁人崇逆祀而阳虎正之，襄仲杀适立庶而季文子正之，当其主事之初，同恶相求，如市贾焉。所以难御，有君子者不与相抗，藏其形声，待恶之既稔，事之将败，然后起而图之。否则让其且成而畜力以图斡转，否则俟其既败而晏然以收成功，未必非圣贤所亟与也。然古今刚明之人，居心必诚敬，措置必安善。柔暗之人，非幸福于回，即免难于苟。故君子既审事理之宜，又当日新其德，养成天德之刚，勿近俗累之柔则善矣。
凡处天下事，因自然之势则理即在中。自然之势者，如有山川，自有高下流峙，有形体，自有视听持行也。若以意见穿凿其间，与穿凿其事以从己意，小凿小害，大凿大害。周孔既没，谁与正之？君子任天下之事，上有所承，下有所施。小智小信，不能承上而施下，是以谓之无用。无用者，偾事之局也。济物之功，或须众人之才智，或须岁月之渐摩，苟孤立则无与，欲速则不达，亦偾事之局也。且贪心所至，亦能结而成形；畏心所夺，亦能积而成势。刚果之才，喜于有为，所见为义者，常在迅疾。非躁于谋始，则疏于鲜终也。柔暗之质，赋性多私。所见为义者，常主近利，非幸福子回，则免难于苟也。性情虽正，而学问不足，自为善事犹庶几有成，欲为天下国家之事，必为憸人所用，为其学问未洽，不能无蔽，无以照破奸伪也。学问虽优而义理未深，以之谈论充然有余，以之应事如负重任而行险阻，号呼求助，不假简择，必有憸人乘机而窃其柄，为其学问未深，持论愈高，去事愈远也。若此者，亦偾事之局也。事有经有权，经权并重。量而后行，经重权轻，守经而已。古人变礼之事，则必谨之，故非大贤不可语变，变礼犹变古也。以变夺常，如一熏一莸，十年尚犹有臭，不安义理而欲以权略应变，变态纷多，亦安知权略之所极哉？故事之合义者，人以罪我不必求直，虽暂免一时之诟，恐贻终身之耻。事之悖义者，人虽归功，不可承受。恐徼片时之福，终为子孙之累。君子事无大小，理无浅深，以为即古人之事，即圣贤之理，一一求诸古人、求诸圣贤，使义理充周，常在户庭之间、形体之内、心目之前，毅然独往，坦然无疑，斯轨事之善也。求商贾之利者，不得恶喧嚣；乐稼穑之美者，不得辞藨蓘；安栋宇之覆者，不得去庭楹。是以虽异己者不可屏，虽恶己者不可怒，期于足以成事而已。公卿大夫，能以治世之道自任，虽其事有违太平之制，君子犹必嘉之以奖拨乱之功；以行义为人所欺，咎在人之相欺而非义之有过，君子录其义而归恶于相欺者；以秉礼而致怒，君子直其礼而恶其怒。以下犯上、以小加大、以诈取胜、以劫为功，君子以直厌不直，择其最甚者而恶之，从其稍差次者而姑贷之。以无礼为心，而以有礼为名，君子略其无礼而从其有礼，盖以礼厌非礼也。同心为善善必同，同心为恶恶必遂，故二人同心之事，君子必谨而志之以观其终。然轻细微渺之渐，必生乖忤之咎。所与既善，又当忘小过以成大事也。从义而失于后动者，虽有功而君子微其功，谓其不赴义也；从不义而失于后动者，虽有过而君子微其过，谓其能畏义也。以义始而以利终，并所谓义丧之。闻过而改，知难而退，慕道而返，正则利端泯而义独章，如日出而氛消也。见厄则矜，遇难则排，虽所为未成而善意可嘉，君子道达其意与成事者同。喜怒以止乱也，迁怒不已则反生乱。君子喜无辟惑，怒无忿疾，莫不有益于世。若此者，皆以宏奖大义，敦崇至教，欲天下之人尽守礼而息争，勿扶祸而胥戕也。举事之道，有舍小图大者，有积小致大者。积小以高大，就一人言也；可小事不可大事，就一世言也。一身之善行惟当积小致大，天下国家之业皆有吉有凶所生，未有乡里称善士，出门无险阻，遂成济世之功者。君子读易而识去恶之几焉。益之上九有招祸之道，蒙之上九收击蒙之功，盖求益不已则为众所共怒。故击之者自外而来，蒙蔽之极，非教诲所开悟，惟当击而去之，不使贻害斯人，是谓为寇不利而御寇者利也。蒙蔽之极，孰有过于求益不已者？彼有稔恶之实，则此有奋击之威，故害可去而功可成。击蒙之义即或击之义，其几不可失也。
鉴往
事有相去数百载而其迹大同者，其善事必古今所同利也，其不善事必古今所同患也。君子观于往事所以自镜，事至而有定见、有成法，学识充足取舍高明，所以应变无方而不局于器也。故凡昔人已成之功，惟大奸侥幸不足取法，其它中才以上皆当求其所以成功之故，使人效法以康济世务。遏绝乱略，不可刻求多端，以为虽公而不忘私，为霸而不为王，使前世无完人，往事无硕肤，必如吾所说而后云至善也。人之所云如是则善，如是则否者，要皆事后之论，恣其口说者耳。当时彼此相济，尽众人之才智而仅至如彼者，或是天意，或是时宜，不尽如后人哆然臆说，绝无底止也。如行路然，竭一日之力仅可百里，若坐谈几席间，为倍为蓰，惟所命之，其实必不可行，非不欲行也。子产随才器使，卫灵公亦随才器使，孔子皆取之，圣门何尝责人以必备乎？且已往之事，持论甚难。有作事极是，而持论必不可全是者；有作事不尽是，而持论必不可全非者。故曰持论与处事为二道，事后与当事为两时，未可以我见裁物也。凡论世变，即穷所以致变之理；伤世乱，即指所以救乱之方。五经皆然，故为有用。若语变而不穷其理，则无以防之于未然，后之于初，萌伤乱而不为之救，则徒为讥刺诟厉而不能出诸水火、登诸袵席，虽极陈痛切，终无益也。孔子称管仲之仁，而以功效实之。夫功效何以遂为仁也？天下大乱，非人不定，有能定者则与圣人同功。同功则同德，又何疑焉？汉高以下，未必有当圣门之学，而以孔子仁管仲律之，则功之所在，德亦归焉，何必劣于汤武？然五霸之事则实有可议者，故管仲所以为器小，五霸所以为三王罪人也。盖三王之政，巡狩述职，有声名文物之华；省耕省敛，有上下相亲之事。又且庆赏平施威福与众共之而非以自为也。五伯专以兵力迫胁弱小，裒集其威以自尊大，使先王彬彬有礼之天下，亲上死长、出作入息之人心，一旦强力把持，变其世局，后人踵其事为乱者不止一端。疆圉辽远，壅蔽易生，尊卑隔绝，吏为残贼。众情离叛，机巧相应，归咎其端，不罪五伯而谁罪哉？君子论世习治则伤始乱也，习乱则善始治也。先王大治之天下至五伯始乱，五伯已乱之天下得汉高始治，不正五伯之罪无以遏乱源，不奖近代之功无以尊反正，不可一槩刻核以成无用之学术也。故持论之法，表未成之事以达贤者之心，明有势之耻以贱不肖之行，隐末着之恶而从事之正，与文之顺以存礼义之大防，不使行善者有后患以全终始之义，诛意不诛事，以示探端知緖、绝恶于微也。恶恶即始，谓绝其始，则不得终其恶；善善乐终，美贤者之有终而不毁其成。恶则窒之于前，善则推之于后，皆爱人无已也。以不正遇祸者，虽趋死于义，犹必致其责，谓义重于生也。在内之恶有所必不可容，在外之恶有所不必尽责，故有诛卖之诛，有诛绝之诛。或绝去其身，或绝去其世，要皆性情之正、王道之平也。若不恤事理，不取圣证，谩云人所已言我不必言，人所能言我不屑言，别求过人之论取高于世，此务胜不休，弃常而取异者也。盖有益于世者为正论，破坏义理者为怪说。苟无益于世，即破坏义理。战国之士皆舍常而语变，所以为世道之忧也。不以一己私欲乱天下公理，不以一时偏重反古今常道，则学术章明，礼义森列，民有定志，法无二门，天下之乱无由而生，此圣贤明义理以正人心之本指也。楚庄王笃于义而薄于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晋景公高齐侯之义，率诸侯返汶阳之田。士匄恩足动孝子之思，义足服他国之君，自此以后，兵事寝伏，数年不起，皆君子所深嘉，以为合义也。范睢倾穰侯，事之变也，昭王因以收其权。王允诛董卓，事之正也，汉帝由此失其势。其故何也？昭王用范睢，非范睢用昭王也；王允用汉帝，非汉帝用王允也。故操柄在君，则顺而有功；操柄在臣，则逆而多患。同乎执有罪也，以宰臣穷讨大侠，则罪人谁敢不畏？以讨侠赎子罪，则罪人不复畏矣。同乎连姻帝室也，以右将军从孙女女皇曾孙，则盛满宜避；以暴室啬夫女女皇孙，则不必避也。此在义不义之间，相邻甚近而相背绝远，君子所当深辨也。君多内宠，其子必结妻家为援，庸人或赖此依附，贤者则义所不为。第谋国之计与谋身不同，虽其理可以相通而其事亦当有辨。谋国之计有当冒险难者，槩以万全处之反失策而生事。义有小大则事有是非，此君子所当辨也。人君用赏罚，有宜在事前者，有宜在事后者。在事前者所以作民庶之气，在事后者所以垂国家之法。人未作气而先以垂法格之，是吝赏而违立功之几也；事有定体而先以破例悦之，是滥恩而贾半涂之废也。势有轻重则义有先后，亦君子所当辨也。即赵盾之事可见俭约之卫胜重门击柝焉，可知素行慈惠足御大难焉，可知人君之前不当拔剑焉。即萧何之事可知人主取天下以根本为重焉，可知事定论功以安大计为先焉，可知功成事主亦必有道有术、未可全恃故旧之恩焉。高帝安心蜀汉以平一时之憾，而天下大势卒不能去汉而他属。初定咸阳，封宫室府库，置而不取。此二事者一则程子所云物来而顺应，姑置其怒以观理之是非者也。一则圣贤理欲之介所谓利与善之间也。此义之所在，散在众事，惟君子能集之者也。义之所在，惟圣人则无憾。弒君之人有当讨之义，告老之臣有谋国之义，圣人之道要使天下之人尽知大义，则必从大义行之而出问罪之师。若身在行间而用矛决战，必非圣人事也。今之人犹古之人，古之时势犹今之时势，孔子之义止于请讨，请缨夺符，非所当为，安得以我战则克一语推而广之，以为齐鲁兵交圣人自有妙用哉？取谗人而诛之，良快人情。然既诛之后，恩怨施易尚多不测，大家巨室积衅相构，祁胜却宛之难作，贤者岂能一朝居乎？不如安命之说，使直道犹存，小人自警，所益亦不细也。此二事者，大义之的，以省括而止，未可杂以己见、深求事外也。若夫纵横之说，古无此学，自苏张发其端，相传百余载，直至封建变为郡县而此风始息，盖从来主持世道者皆从社稷民生起见，即商鞅之恶犹未离此原本，独二子者但致金组尊荣，不顾有国祸福，又必不居一国而后可逃遁曲全，其势不倾危险诈不可得也。大抵人品心术至战国时丧尽，后世之乱盖不至此。其故起于境壤太分，人生其间，不揣摩捭阖、朝秦暮楚无以自全，乃知封建之废，虽曰坏先王之法，然纵横恶俗非尽去封建不能割绝也。刑名之学，若鼌错、韩非，皆赋性深峭而所学又非先王之正道，是以人不能堪，祸集其身。虽或幸免于当时，而子孙亦不昌，以其与天地之心不相似也。忌克险贼者亦然。
测来
处事之道，既欲无私，又欲有常，二者皆成事之本。而有常之故又在日新，日新厥德，则行必有常矣。君子行有坊表，言有准则，衣服不贰，从容有常，皆日新厥德之符也。物之自致其极者，必有反复之时。以人力累之，使至极者，不移时而见倾危。圣贤于将尽之气则持之以谦，所以阴为裒减，不使至于极。若其势本不极而欲以人事趣之，则圣贤所必不为，不待裁抑而后然也。今人为善，皆出有心。或有利而为之，或有待而后为之，或为之而不能忘诸心，或为之而不能广大其心，皆所云出于有心也。虽初念未然，转念未有不然，迨其已然而后措诸行事，故事事皆有心也。圣贤则不然，以为举事之先有意立名以正其义，有意即为谋利，非正义也。举事之后有故立说以明其道，有故即为计功，非明道也。且纔言道义，又言功利，必就功利念多，就道义念少，虽加截断，只留一路，则学问把持之力耳。圣人以神道设教，非乞灵于神也，得神道于身也。诚中形外，神之道也。五经烂熟，则义必精。人见为事者，在我皆见为理。见其理而往从之，故曰精义致用。众理既备则德必大，故静之所谓神者，即动之所谓化。立人达人皆是也。故曰大德敦化，不必趋吉避凶，但胜之以道。真能有道于身，则吉凶消长之故皆确然有可持循而不致妄发。其所发见，未有不能安天下、奠斯民者。若夫贤人君子，则从吉凶消长之闲磨砻砥砺而后成。盖英雄之士、道德之儒，总不离乎消长进退之理也。度时之宜而处以卑下，受其垢污，使群物毒害之气别有所锺而不能相及，真实无妄，不掩疵瑕，有过如日月之食而无累于志。若此者，所谓天道也。人虽贤智，岂能违天乎？以人从天则吉凶悔吝皆有道以胜之，不能害吾事之成矣。易曰，吉凶生大业，此之谓也。
明戒
有一代之法，有百代之法；有终岁之计，有百年之计。一代者，因时势陵夷而救弊也；百代者，纲常典礼不以时势为轻重也。得失在一时者，以一时之法决之；得失在百年者，以百年之计决之，则不爽于义矣。凡尊者行事而不遂，乃发端原不善也。百年之计以一朝之利昧之，万人之事以一人之臆胁之，重怒深怨，罅隙并生。与贱人同事，则受贱人之名；与恶人同事，则受恶人之名；与乱人同事，则受乱人之名。有其事，则不得辞其名也。夫兵作于外为寇，于内为乱。人之不义犹寇也，己之不义犹乱也。寇犹及人，乱必自及。己之不义而欲责义于人，终自及也。己则无礼，而恶人之行礼，亦自及也。己不深谋，而怒人之咎以无谋，亦必自及也。有其相及之理，则必有相及之势与相及之端，非智计所能弭也。夫气皆产于黄锺，数皆起于杪忽，故作事谋始，不可不戒也。因人之力以成势，势成而背之以趋利，是失其天性而不仁也。与人共事，见利而背之以自私，失其助而孤立，孤立则势失而事不成，是有成事之机而自弃之，为不智也。计虑熟定则举动暇整，中道而易虑常苦急遽无序、仓皇不宁，是以闲定之谋自纳于纷乱。三者举事之戒也。凡处大事，从道而不从众，所以崇理而不崇势也。崇理不崇势，故有势者不得以非礼使人，人亦不得弃礼而崇之。戏言戏动，出于有心。既已有心，即不得谓非己之过，又安能免人之怒？过言过动，出于无心，既己无心，即不必认为己失而专事覆匿，急改之可也。贫贱胥靡之生未必可好，而好生之心与人无不同也。险陂私谒之恶，未必人人皆罹其害，而险陂私谒之恶则人人所同也。常人喜于有身而不思保身之难，贤者可以无祸而常恐得祸之易。故凡事之不必为者即属可已，势所必屈，一忍而身心泰焉。或政乱而示人以郄，或词激而徼人以怒，或志贪而取非其有，皆有以动其不服之心而恣其抗衡之志，不论小之事大、贱之事贵也。汉文帝于南粤，全以肫恳谦让、开诚布公行之，宜其不敢违命而奄然臣服。善处事者，以此通之，则寡怨于世矣。
决几
昔人论治乱兴亡若土崩瓦解之喻可谓明于事势，而助人决几之智，故论世者取衷焉。秦之乱起于民不安，汉之乱生于臣不轨。故汉之臣，天所不佑，终于亡身丧家，为世大戮。秦民因虐政所迫，救死不暇，虽有不顺之迹，本无犯上之心，主于逃死而非亟于作贼，是以天心犹怜恤焉。故秦曰土崩，汉曰瓦解。土崩者溃于下，如山之颓，如地之陷，非人力所能扞；瓦解者坠于上，如栋之桡，如柱之折，犹可人力扶援也。秦隋之亡，乱自下起，故一夫勃发，社稷为墟。若夫汉之王莽，蹔得而复失；唐之河北，势穷数尽而后失。秦隋之乱生于民，汉唐之乱发于臣。观成败延促之期，亦土崩瓦解之别也。子张十世之问，欲得后世兴亡之迹，若汉人所言符命也。夫子告之以礼，礼亡则国家随之，此革代之期也。礼失则百度从之，此治乱之几也。秉礼者，形势虽弱，不失为宗国；弃礼者，虽帝王之裔，降而即于夷。此圣人所治，以告天下万世而息图度帝命之妄想者也。班彪之论发其微矣。孔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孟子曰，以齐王犹反手。孔孟二说何难易悬绝若此？盖孔子之时，封建未发，世臣大家，各执国柄，采地遍天下。兵甲之备，取足其中，既以奉公，亦用自卫，不甘心拱手而受命于人，虽齐桓晋文仅能率诸侯尊周，不能令五服四朝，六载时巡如文武时也。此时欲行先王之道，非以礼教信义渐摩人心，安能粹然一出于正，归命宗周，无二心乎？此其事决非岁月之功，故又曰必世后仁也。若孟子时，封建之籍已去，世臣大家不复主张国事，采地尽归兼并，将相别起白衣，周室之微不足系属天下，海内之势亦将渐合于一，一切跋扈强御皆不必虑，但能实行仁政即如风之偃草、席卷天下无难，是以易也。故先王封建，良为盘石之基。人事难移，即天命不易改。孔子之言，信而有征。彼郡县之法，名曰天下一家，实则一姓孤立，故有五载而成帝业，匹夫而为侯王者。孟子之言，岂虚语哉？六国之时，天下未定，人人各有自帝之心。拥兵之主，观敌稍弱则欲取而有之。值其强盛，又不能相下，侥幸求逞，是以战争滋多，生民涂炭。夫小大强弱之形，非人所为，亦天所设也。天既殊以小大之形，即予以兼覆之理。大之字小，小之事大，亦天理自然，不以人事倒置而后可自安，所以混一之主必与天合德，乃眷西显，此惟与宅，上帝临汝，勿二汝心。盖由平日以天自处，或率性自合，或勉强从善。率性者天之仁覆，勉强者天之健行也。克当天心，而后可膺天命，岂容图度哉？大国必欲兼并，小国不能下人，其终至于搏战无日，务胜不休，所值莫非危途。义理所在，时势所归，而强与争，其终必不可争而为众镝所射，虽孔孟如之何哉？国有可亡之道，天变见于上而不畏，百姓怨于下而不恤，贤人遁于野不知收罗，是必亡者也。民闲之俗，奸巧诈伪，偷薄苟且，仇雠怨疾，以下犯上，以淫破义，去顺效逆，习以为常，日甚一日，是必亡者也。佞谀之臣充满位宁，盗攘之风徧于郊甸，奸慝之行通于上下，货赂之资盈于道路，外实内虚上溢下匿，是必亡者也。朝端无忠謇之言，远近无仁爱之声，宗族无本根之庇，闾井无囷仓之粟，方州无循良之望，境日蹙而征调多，民已愁而帑藏富，田畴荒而宫室修，是必亡者也。仓卒扰攘之际，固有举事无成而可观人心者，陈涉更始是也。虽戎首无成事之望，而成事之局见端于此，故明于大计者资焉，为人所不能为，则人不得为其所为。光武单车临河北，非有可因之兵，结人之财也。将卒粮饟取诸邂逅间，故能驰骋如意。若步步次且，处处屯积，如富家翁行径，出门咫尺，资斧帷帐必从，万无成事之理。贾复有云，定六国之规，欲安守之而不能至者，亡六国是也。又曰，天下未定而安守所保，所保得无不可保乎？欲任天下之难事而欲以安坐致之，贾复所云六国之覆辙也。天下未定，有大志者必不躭片时之安。高祖遣郦生说齐，虽下七十余城，终非上策也。田氏兄弟尚存，岂能敛袵而事汉？暂时虽定，终必战争，不如乘兵威以破之，则后此遂无事，此韩信所以决从蒯通之言，而高祖亦不罪其丧郦生也。田广一闻好语，即饮酒罢兵，此其人可与谋大功乎？若田横兄弟仅能得士，而济世安民之理全不讲求，局面既定，故终以身殉之，此亦何足惜者？荆邯曰，前死而就功，犹愈却就灭亡。此群雄所不能晓也。至于人民处此，趋避尤重，虽曰观天命者观乎人情，然而人情多私，未必即天命之公。八百诸侯之会，岂皆迫于势而贪于利，盖有天命主张其间。然甲子以前，此事犹未定，宜审择所从，或取圣证，或本经义，不可随众人耳目妄自委投。苏竟曰，俗儒未学，醉醒不分而稽论尝世，疑误视听，猥以师旷杂事轻自眩惑，说士作书，乱夫大道焉，可信哉？张子所云，间不容发，宜深长思也。凡应运而兴者，必反胜国所为。胜国最弊之政，即后王急务之仁也。弊在上者不能自矫其惰，弊在下者不能痛绝其奸，因循苟且，略施仁爱，理欲并用，新故相杂，虽伪定一时，终非天心所属。有大力者挈之而趋，将若之何？盖一君之始，天下之事一新，故变一称元；一岁之始，天下之事一新，故变一称正，自公卿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奉为初基。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无不翕然更始，共由此道。故王者不追治前事，有即位之赦，以示更新。天下之人亦当洗心易虑，为之一变以顺天而从王。若上为区区小仁，下仍闾左故俗，皆曰怙乱，非吉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