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教案发生
在154年前的今天，1870年6月21日（农历1870年5月23日），天津教案发生。
1870年6月21日，天津教案发生。
1960年法军强占天津名胜望海楼为领事馆，强占民地，修建教堂、育婴堂，搜罗爪牙，拐骗人口，早为民众痛恨。
1870年6月，天主教育婴堂收养婴儿因流行病传染而死亡了三四十名，尸体溃烂，惨不忍睹，激起公愤。同时直隶河间拿获拐犯王三纪，静海拿获拐犯刘金玉，供词牵涉教堂。
6月18日，天津捕获迷拐幼童罪犯武兰珍，自供系教民王三主使，并涉及教堂。此事哄传后人心大愤。于是天津民众万人于20日聚集育婴堂前，要求入内检查。正当该堂负责修女同意民众代表入内时，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闻报赶至，将民众代表轰出堂外。
丰大业又于21日午后，持枪闯入三口通商大臣衙门，开枪恫吓，要崇厚派兵弹压。出衙后，路遇天津知县刘杰，丰大业公然向刘杰开枪，击伤刘杰随从高升，还声称：“我不怕中国百姓!”秘书西蒙也鸣枪威胁。民众怒不可遏，当场击毙丰大业和西蒙。随后焚毁法国领事馆、教堂、育婴堂及英、美教堂数所，打死外国教士、商人多人，其中法人17名，俄人3人，英、比、意各1人。史称“天津教案”。事发后，英、美、法、德、意等7国军舰集结天津、烟台一带海面示威。
6月23日，清政府命直隶总督曾国藩查办，接着又派李鸿章会同办理。曾、李以“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顾情罪之当否”为办案方针，讨好侵略者，竟然判处民众为首者20人死罪，25人充军，天津知府刘光藻、知县刘杰发配黑龙江，赔款497000多两重建教堂，10月并派崇厚到法国道歉。曾国藩卖国求荣，引起举国上下无比愤慨。其在京同乡将他在湖广会馆夸耀功名的匾额打碎烧毁，曾国藩自感“内咎神明，外惭清议”，称病不出。
1872年3月曾国藩病死金陵。而天津人民不仅将民众斗争情况绘于扇面印卖，进行宣传，并且每年在天津教案发生的日子，群众都要沿当年打教堂路线举行游行。队伍中还有人扮装被杀害烈士以示悼念。这一习俗，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才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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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清政府与俄国、美国、英国、法国在天津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称为《天津条约》。根据《天津条约》的规定，外国传教士获得了在中国内地传教的权力，对于传教士，地方官应当“一体保护”，他人毋得骚扰，即所谓的“宽容条款”，另外加入基督教的中国老百姓也享受“宽容条款”的权益，可以和洋人一样享受“治外法权”，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
《天津条约》签订现场
由于当时的地方官常常对中国老百姓横征暴敛，欺压凌辱，所以中国老百姓是为了躲避官府的欺压而加入教会，一旦加入基督教，等于就是半个洋人，官府不敢把教会的人怎么样。
中国的乡村本来就存在宗族和地域的对立，这样一来，有一部分加入基督教的老百姓就依靠教会势力与另一部分没有加入基督教的老百姓依靠宗族势力而对立。更为糟糕的是，一些地痞流氓也加入了教会，这就使得教会势力与宗族势力之间的对峙情绪越来越激烈。
基督教作为外来宗教与中国乡土本来就存在的敬祖、祀天的传统信仰产生矛盾，传教士企图改变中国的礼俗，认为敬祖、祀天，信仰佛教和道教的人都是“异教徒”，还指责佛教和道教为“邪教”。
教会经常干涉中国民间的祭祖仪式，从而与民众发生冲突，民众得到了部分士绅的支持，中国乡村的士绅对教会也非常的反感，地方官与地方士绅常常在幕后支持民众去反抗教会势力。
这一时期全国发生了很多教案，其中重大教案就有四五百起。
同治九年(1870年)在天津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处理此事的曾国藩一世英名毁在了这个上面，不久以后含恨去世。
曾国藩画像
1870年的4、5月间，天津发生多起儿童失踪事件，6月初进入夏天，天气炎热，疫病流行，教会育婴堂中有30至40名孤儿患病而死，中国老百姓经常去坟地围观，挖出孩子的尸体查看，怀疑外国修女以收养孤儿为幌子，绑架了这些儿童，杀死儿童作药材使用。
1870年6月20日，天津地方官在审理匪徒武兰珍的案件中，在口供中得知教民王三及望海楼天主堂亦牵涉该案，一时之间，群情激奋，地方士绅本来就与教会存在对立情绪，这件事立刻引发了反洋教斗争，6月21日清晨，天津知县刘杰带人犯武兰珍去教堂对质，发现该教堂并无王三这个人，武兰珍的口供有假，查无实据，但此时情绪激昂的群众已经无法分辨真假。
此后数千群众包围了教堂，教堂相关人员与围观的群众发生口角，大家开始抛砖互殴，教堂的法国人开始有生命危险，法国驻天津领事馆领事丰大业要求崇厚派兵镇压，但没有得到答复，中国官员早就对洋人不满，因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丰大业亲自赶往事发现场，在路上正好碰见天津知县刘杰，与刘杰争吵了起来，中国官员当然帮中国老百姓说话，于是丰大业非常愤怒，拿起手枪打伤了知县的远房侄子刘七，中国老百姓觉得洋人此举太欺负人，知县的侄子都被打死了，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在激愤之下先杀死了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此事到此为止还好，没想到群众的怒火一时燃烧了起来，之后又杀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索性焚毁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位于教堂旁边的法国领事馆，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其他4座基督教堂。整场事件持续了大约3个小时，现场一片混乱，死伤多人。
此事震惊了西方世界，6月24日法国军舰开到天津，英、美、德、意等六国军舰亦结集在天津一带，七国公使以法国为首向清廷总理衙门抗议，中法随时会爆发战争。
清廷派遣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为中方代表负责与法国政府交涉，当时法国政府要求处死与此事相关的天津地方官，但遭到中国官员的强烈反对，一些官员甚至认为不惜与法国一战。面对一触即发的中法战争，曾国藩采取了妥协退让的策略。
曾国藩到达天津，发布《谕天津士民》的布告，对天津老百姓提出了批评。因为法国教堂确实和儿童失踪案没有关系。但天津老百姓认为曾国藩是在偏袒洋人，甘当洋人的狗奴才，大骂曾国藩是“卖国贼”、“曾国贼”。
为了平息此案，在法国人的压力下，曾国藩处死了此次事件为首的18人，另有25人充军流放，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6万两银，并由崇厚出使法国道歉。当时的法国忙于普法战争，因而接受了曾国藩的条件。双方更让一步，涉事的中国官员只充军流放而没有处死，这样既维护了清朝的体面，也给了法国人一个交代。
可是，这件事引起了国人强烈的不满，曾国藩的湖南同乡认为曾国藩是湘人的耻辱，说不屑于与曾国藩同乡。曾国藩的声望一落千丈，为平息众怒，曾国藩也批评了自己，认为自己很愧疚。由于民怨沸腾，清政府只好罢免了他直隶总督的职务，改由李鸿章继任，在交接之时，曾国藩问李鸿章将来如何与洋人打交道，李鸿章说：“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只同他打痞子腔。”
图为普法战争场景，当时法国国内正爆发普法战争，6月21日天津教案，9月2日法兰西第二帝国国王拿破仑三世和10万法军就被俘虏，首都巴黎危在旦夕。所以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似乎可以强硬一点。就像李鸿章一样“打痞子腔”，拖延时日，而不必急于解决。
“天津教案”，其实曾国藩并无处理失当的地方，只是为人太过耿直，虽然让法国人满意了，但是得罪了天津老百姓。在明知天津老百姓有不对的地方，也不能发布公告，直接进行指责，这无异于把自己归位于洋人一边。
事后，清廷认为善于“打痞子腔”的李鸿章可能更适合办外交，所以李鸿章脱颖而出，清朝往后30多年的外交都交付李鸿章处理。不过后来李鸿章也还是落得了一个“卖国贼”的徽号，所谓“弱国无外交”，在处理涉外事宜的过程中，没有强大的国力作为后盾，一再的妥协退让，当然会被人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