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鸡腿妈妈”事件
在8年前的今天，2016年6月1日（农历2016年4月26日），“偷鸡腿妈妈”事件。
2016年6月1日，六一儿童节这天，不少人的朋友圈被一则名为《最心酸的儿童节礼物 她偷了个鸡腿给生病的女儿》的新闻刷屏。主人公刘某燕的遭遇感动了不少网友，网上捐款两小时内就超过30万元，然而，部分网友质疑这种“正能量”的传播是在鼓励违法行为，并就此事掀起“道德论战”，致使偷鸡腿妈妈迫于道德压力道歉。其实，如何避免出现下一个“刘某燕”，才是真正需要思考的问题。
1“偷鸡腿”是刘某燕走投无路之下的“慌不择路”，国人对此事的道德判断层次还要再提升。
2“道德论战”毫无意义，反思完善社会救助体系更为重要，就此事来说，需要完善贫困儿童医疗救助体系。
悲情故事，有人感动，有人厌恶
一点杂粮、一块鸡腿、两本儿童书，这是单身母亲刘某燕“偷”来的所有物品，总价值只有70多元。这位“最不贪心”的小偷，向民警讲述了令人心酸的理由：一对双胞胎女儿患严重的肾病，为了治病，平时生活十分困窘，想给孩子买一份儿童节礼物，无奈钱不够，才决定铤而走险行窃。
图：警官轻轻为女孩擦去眼泪
类似的情形，一百多年前的法国也发生过，在雨果1862年的小说《悲惨世界》里，主人公冉阿让在经济萧条的年代，为了帮助姐姐喂养七个孩子而去偷窃面包。难以想象现代社会会发生这样的事。
刘某燕偷来的所有东西
民警主动为刘某燕寻求帮助，经媒体报道后，诸多网友为此感动，公益捐助通道开启后，短短两个小时，就收到了超过30万的爱心捐款。捐助者的目的是“助人”，为刘某燕的孩子筹集医疗费，对弱者悲惨遭遇的同情，彰显了人性的善意。
同时，网络上也存在质疑声，不少人并不认可刘某燕的行为，他们认为人应该坚持“勿以恶小而为之”，不论如何，“悲情故事”不该成为违法的理由，而对此次事件的大肆宣扬，更是在误导公众，鼓励犯罪。第二天，某媒体称刘某燕实为“惯偷”的反转报道，让质疑声更多，很快刘某燕和当值店员站出来澄清事实，反转报道被证实不成立，但网友的“口水战”并未减弱，刘某燕被谴责为“既偷东西又骗捐款”。
一种典型论调为：“这个四肢健全有工作能力的中年女人，竟然靠偷窃来给女儿过儿童节，而另一个90多岁的老人为智障儿子独自一人耕种家里4亩地，从来不让别人帮互助，凭什么偷窃的人应该被同情。”
其实，这个问题是典型的“海因兹悖论”，争论源自不同阶段的道德判断
“偷鸡腿妈妈”事件引发有关道德的争议，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德标准。而心理学家科尔伯格，曾借“海因兹偷药”的故事，解释道德判断的发展阶段。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海因兹的妻子身患重病，濒临死亡，只有一种药可以救命，但发明这种药的医生却坚持卖高价，海因兹凑不到足够的钱，只能去偷药救妻。
通过了解不同年龄层实验者对“海因兹偷药”的看法，科尔伯格总结认为，道德判断的发展有如下六个阶段：
科尔伯格道德发展阶段理论
对照此次事件中出现的观点一一来看。那些“道德洁癖”者，强调任何时候都不该做违法之事的人，其实处于道德判断的第一个阶段，他们服从既有的规则，坚持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成为违法的理由。而设身处地同情刘某燕遭遇的人，处于第二、三阶段，理解他人在迫不得已时做出的决定。另外一波颇为理性的人，既同情刘某燕，又强调法律的重要性，认为当事人应担责，其实处于第四阶段，这一阶段注重“不让情感侵蚀法律”。
也就是说，目前国人对“偷鸡腿”类似事情的道德判断，“冷漠的谴责”是最低级的阶段，以“同情为主”则上了一个台阶，强调“法律更为重要”的思考则更为理性。这是这场“道德论战”排位赛结果。
回过头看，道德判断进入第五、第六阶段的水平的人不多。而这两个阶段是最高的道德判断阶段，思考的是“在一个理想的社会中，人们应该怎么做”，比如，当部分无伤害性质的违法行为，是为了保障某个人的“生存权”，法律可不可以对这种“特殊违法”予以豁免，甚或跳出法律之外，基于“普遍的道德原则”作判断。现实中已有案例，意大利最高法院今年就曾作出过判决，穷人偷少许食品不构成犯罪，“因为迫不得已偷食物是为了满足急需的必要营养”，并且提醒公众，“在一个文明国家里，哪怕最坏的人也不该挨饿”。
“道德论战”无意义，反思社会救助体系的缺陷更为重要
同情后的捐款救助模式不能持久，因为比刘某燕遭遇更悲惨的人肯定还有不少，发现一个救助一个无济于事。“道德论战”就更没有意义了，只一味进行谴责，不会让更多“刘某燕”的境况变好。
此次“因贫偷窃”事件，折射出“因病致贫”的顽疾，而且现有的救助制度难以消除这种顽疾。刘某燕不是没有获得救助，据大众网报道，刘某燕的难处，在村里甚至是乡里是公认的，村支书和乡镇干部，不仅帮助刘某燕和两个女儿申请到了低保资格，还给孩子们申请到了困境儿童补助，加起来一家每月能获得900元补贴。同时，刘某燕给孩子看病也可以报销新农合，报道称，从2014年开始，刘某燕一共报销了6次，总共报销了2.2万余元。但是这些补贴对一个贫困家庭来说还是杯水车薪，据南京本地媒体的采访，刘某燕两个孩子每月吃的进口药就要花三千元，而该进口药并不在国家医保报销之列。虽然很多地方已经有儿童大病救助体系，但是救助范围有限，仅针对白血病、尿毒症、肿瘤等之类的大病，而刘某燕孩子目前患有的肾脏疾病，还达不到大病的标准。
美国的公共医疗保险制度中有专门的贫困儿童医疗救助体系
因而，贫困儿童医疗救助体系还很不完善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建立独立、完整的贫困儿童医疗救助体系。美国的儿童医疗保险制度体系，由医疗救助计划(Medicaid)和州儿童健康保险计划(State Children’s Health Insurance Program， SCHIP，也称 CHIP)构成。前者，是保证儿童在内的低收入者及其家庭获得最基本的医疗服务，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采取第三方付款方式向医疗服务供给方付款，符合条件的病人无需向医院付费。后者，则专门为美国各州的中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提供健康保险，获得该计划批准的家庭在治病时仅需缴纳少量费用或不需缴纳费用。
“偷鸡腿妈妈”的故事，很快将淡出人们的关注，但是“因病致贫”的顽疾却依然存在。还有很多主人公没有机会讲出他们的故事，而社会需要给他们、给需要帮助的人一个迅速反馈的合理社会机制和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文/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