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陈振龙引进番薯
在431年前的今天，1593年5月30日（农历1593年5月1日），明朝陈振龙引进番薯。
番薯【Ipomoea batatas (Linnaeus) Lamarck】 是一种独特的植物。它在明朝中期才进入中国，却“喧宾夺主”，迅速落地生根，并在200多年的时间里征服了大江南北。它是百姓餐桌上最普通廉价的食物，却强势改写了中国的人口发展曲线。它与广袤的神州大地之间，究竟曾经发生过怎样的故事?
一次偶然的工作需要，我翻阅了诸多明清史料，我注意到了一段神秘的往事——根据万历朝早期的一次人口普查记录，福建人口竟在短短几代人时间里锐减到不足一半。而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就在这次令人惶恐的普查之后仅仅二百年，福建人口就激增了八九倍，且全国人口也翻着跟头上涨，达到了一个空前的数字——4亿。
迷雾重重的数字和历史背后，我又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番薯。
驶入东南中国的一艘救荒方舟
今天，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番薯种植国，年均总产量超过1亿吨，种植范围南起海南，东至海滨，北抵黑龙江，西探藏南。可实际上，这种作物乃是一位大器晚成的植物“养子”，祖籍美洲，于明万历年间才传人。历史上虽也有一种名叫“甘薯”的本土植物，却属于薯蓣科，与旋花科的番薯并非一物。
沿着时光的河流回溯，我试图寻找这种植物在中国走过的征服之路。我惊奇地发现，它竟然有这么多的别名——红薯、山芋、甘薯、地瓜、红苕、白薯……而最早的“中国乳名”朱薯和金薯则是在福建得到的。在这个番薯的“中国故乡"，闽南话又被称作“地瓜话”，地方戏曲又叫“地瓜戏”，福州乌石山上还有一座先薯亭，纪念将番薯引入和推广的两位重要人物——华侨陈振龙和福建巡抚金学曾。
中国是外来作物的“移民”大国，诸如玉米、花生、向日葵、辣椒、腰果、烟草等不下几十种。究竟是什么样的情感和功绩，让番薯得到了如此长久的供奉、拜祭和纪念?
海浪不知疲倦地拍打着海岸，“闽在海中”的古语揭示了福建与大海的关系。宋以前，外来作物大多是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伴随着声声骆铃传入的，宋元之后，海上丝路迅速发展，这些游子便踏浪而来——
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16世纪后期，在美洲成功殖民的欧洲人开始在南亚建立殖民地，番薯作为压船之物和食粮储备，跟随着一艘艘帆船奔赴东方。在诸多目的地中，吕宋岛(今菲律宾)是一个重要的地方。这方总是弥散着蒸腾暑气的大地，其气候水土和番薯的美洲故乡相差无几，凭借着惊人的高产，它迅速落地生根。到了16世纪末期，淡紫色的番薯花已在吕宋岛漫山遍野地盛开了。
就在番薯强势移民吕宋的时代，它与另一个外来族群相遇了，那便是下南洋的华人。他们与番薯一样有着强大的适应性和泼辣的生命力，多为福建人——这个省份多山多灾，贫瘠的红土地无力供养它的孩子。为生计所迫，无数福建人背井离乡，来到这个遥远的热带异国。
l593年是个重要的年份，在吕宋岛，一位名叫陈振龙的福建商人注意到了这种特殊的植物。或许是在某个炎热的午后，当他在小憩的凉棚下咀嚼这味陌生的清甜时；又或许是在崎岖的山路旁，当一位皮肤黝黑的土著从地上掘出一块沉甸甸的番薯递给他时，他想起了汹涌海涛那边被贫瘠和灾荒连年折磨着的故土。这位远行游子的眼角漫出泪来，跟随着的，则是一次难以遏制的怦然心动。据某些史料记载，就在这一年，他把番薯最早带回到中国。
多年后，这场引渡被描绘成一次惊心动魄的旅程。传说中，吕宋统治者不准薯种出口，于是陈振龙偷偷把薯种装在竹筒里系在船底，闯过惊涛骇浪，九死一生回到家乡；另一种说法是，他将几尺薯藤编成凉帽，戴在头上闯关成功；而更有想象力的演绎则是，这位富有民间智慧的商人将薯藤缠绕在航船的缆绳上，涂上污泥，终于躲过了盘查。
这些跌宕起伏的故事有多少真实性已难以查证，严谨的历史研究则认为，番薯来到中国是众多华人华侨们多头引进、重复引进的结果。大约在万历年间由海路从菲律宾传人福建，由越南传人广东，陆路则由印度、缅甸引入云南。可直到今天，在辽阔的东南大地上，番薯到来的传奇仍一再被重复，老人们提起陈振龙的名字，仍充满了崇敬。
或许，这种植物对于东南百姓的意义实在太重大了。
实实在在的，四百多年前，番薯给挣扎在红土地上的人们带来了扎实的依靠和希望。诸如福建、广东，山多地少，土地贫瘠零碎，人地矛盾剧烈，频繁的台风、暴雨、干旱等更是雪上加霜。而神奇的番薯似乎专为这方大地而生——它适应力极强，无论是滨海沙地还是丘陵山地都能生长。它粗生贱养，既耐旱又抗涝，灾后可以立即恢复生机；它产量极高，当时上地一亩约收万余斤，下地也有五六千斤，“一至成熟，终岁足食”……
据《金薯传习录》记载，引种次年，闽南遭逢大旱，“野草无青，禾无收”。在陈振龙的推荐下，福建巡抚金学曾当机立断，晓谕各县广为栽植，拯救了无数生灵。为了颂扬这位官员，番薯遂又被称为“金薯”，而一则民谣也开始被四处传唱：“不爱灵药与仙丹，惟爱红薯度荒年。何人远来传此种，陈氏父子取洋番。”
很快，番薯在东南中国突飞猛进，达到了“闽广人以当米谷”的程度，并将触角伸入澎湖和台湾。在很多的史料中，我们都能看到它当年的丰功伟绩——“闽广人赖以救饥，其利甚大”，“饥馑之岁，赖之最甚”，“吾广虽凶旱无死徙者”……
于是在福州，人们建起了先薯亭，而陈振龙更逐渐成为了福建民众心中的城隍神和水部尚书。今天，在福建的老城区，仍能找到供奉他的庙宇。
流民传播，行走的口粮
如果说在东南这块广袤而贫穷的红土地上，番薯一如燎原之势的话，它在江南的推广却一度像烧不旺的星星之火。
就在番薯传入福建后不久，浙江也迎来了这位外来者，据说普陀的僧人曾在寺前庙后试种过几株。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徐光启运种到上海并试种成功。然而，如同一颗石子投进了深潭，这两次传播都未有多大影响。同样，清康熙初年，陈振龙的曾孙陈以柱携薯种前往宁波，同样铩羽而归。
或许，对于鱼米丰饶的江南来说，出身于贫瘠的番薯显得尴尬而多余。
突破东南，推动番薯的又一轮大传播的，是数百万流民和移民悲怆的命运。
清初，为防御台湾的反清力量，清廷强令东南沿海居民内迁。“令下即日，处其居室，放火焚烧，片石不留”。也就是说，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残暴的迁海令让东南中国长数千里，宽数十里乃至数百里的沿海地区变成了一个无人区。《广东新语》写道：“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
这样的迁徙，无异于一次漫长的屠杀，“民死过半，枕藉道涂”，而那些侥幸活下来的人，终于踉跄着在内地山区落了脚，饥饿迫使他们耕种，贫瘠的山地却令人绝望。这时，他们又想起了灾年里曾救过命的番薯，听天由命般，苦难的人们在房前屋后、荒山废地上种下了它和玉米等作物。番薯没有辜负他们，除了高产和适应山地之外，它更胜在一经种植，很快便可果腹——春天里绿油油的薯秧可做菜，夏天里不成熟的果实亦能食用，秋日收获后晒干磨粉，可以熬过萧条的冬天。随着“一年红薯半年粮”、“待要吃饱饭，多多种地瓜”等民谚的流传，不久，流民足迹所达之地，闽西、江西、广西甚至安徽，淡紫色的番薯花亦亦步亦趋、不离不弃地盛开了。
迁海的同时，另一次规模更大的迁徙也被启动了，湖广填四川，以及随之引发的多米诺骨牌般的江西填湖广、客家填江西……一场涉及几百万人，跨度近百年的大移民，将番薯带到更为广阔的西南和长江流域——在四川，“外来之人租得荒山，即芟尽草根，兴种番薯”；湘赣山区“斜坡深谷，大半辟为薯土”；湖北建始县“深林幽谷，开辟无遗”。据统计，从清初至乾隆、嘉庆的一百多年间，全国耕地总面积大大增加，其中大多为这种山区瘠地。在周围环境的影响下，江南也接纳了这种作物。
北伐，征服寒冬的远征
乾隆年间，大移民的脚步逐渐停滞了，可番薯却在酝酿着更伟大的远征。
与傲慢的江南相比，人口众多的北方原野似乎更期待这种作物。据史料记载，民间曾有不少在北方试种番薯的记载，甚至连雍正皇帝都曾在圆明园隙地播种。可想要大举“北伐”，这种顽强的植物要越过的是一道艰难的“天险”——番薯最适宜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受冻则无法食用，薯种来年也无法萌发。如何安然度过北方的严冬，成为引种的关键。
仿佛与番薯有着命中注定的缘分，在先祖将番薯引入中国一百多年后，陈振龙的一位后裔，五世孙陈世元再次携着薯种上路了。这位乾隆朝的商人在1749年来到山东胶州经商，此时这里刚刚经历过连绵的天灾，在旱涝蝗蝻的轮番蹂躏下，往昔富庶的胶州变得虚晃而飘摇。这一切都激发了他血液中的使命感。在历尽痛苦的失败，借鉴并不断改进徐光启提出的“欲避冰冻，莫如窖藏”的经验，耗费了大量时间和金钱后，故乡番薯“子母勾连，如拳如臂”的情景终于在遥远的北方如梦境般重现了，当地农户奔走相告，竞相引种。
从胶州到山东，再到河南和直隶，陈世元的三个儿子也先后加入这场“北伐”，至此，陈氏一族六代人都投入到这种作物的推广之中。他们不仅向各地赠送薯种，传授技法，还张贴告示，动员百姓。农户们也结合不同水土，不断改善窖藏法，终于彻底解决了番薯越冬的难题。
一条属于番薯的阳关大道，从此在广袤的北方大地上铺展开来。
可以说，这次“北伐”，是一场充分调动了百姓、农学家和传播世家热情与智慧的“人民战争”，而必须要提到的是，在一系列令人振奋的胜利中，清王朝庞大的封建官府机构亦功不可没。如胶州知州曾出示布告宣示番薯的六利八大益，山东布政使在全省范围内推行番薯，陕西巡抚陈宏谋发布《劝种甘薯檄》……而乾隆年间声势最大、范围最广的“劝种”活动，莫过于由朝廷下谕所作的倡导。
有趣的是，诸如玉米、马铃薯大约也都在明代传人，若论高产救荒，抗旱抗瘠，也是赫赫有名，可它们的传播之路却比番薯走得坎坷得多。马铃薯的全国性大扩展在20世纪中后期才最终实现；玉米真正征服中国大地，发挥优势，也远比番薯花了更多的时间。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力捧番薯的清政府还曾屡次下令禁止垦山农民种植玉米。
与这两位“难兄难弟”相比，番薯自有其独到之处。
就种植难易来说，番薯极容易繁殖，番薯藤遍地传生，剪下一段就可移栽，几天后便充满生机。它对土地要求很低，山地、畸零地、沙地……无不可以插栽。与稻麦等能互作补充，大大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而玉米则没有这般皮实。至于马铃薯，它种性不够稳定，在早期的传播中往往有严重的退化现象，甚至自然绝种，成为它在科技不发达时代的最大软肋。
此外，在这三者之中，番薯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最强，它根系发达，“不穗而实，雨不能损，深培而结，旱不能侵，风狂而藤惟贴地，蝗过而叶可复萌”。它生长期短，在南方一些地区几乎一年四季都可种，农民常常将它在常规作物失败后种植，在救荒方面有着难以取代的地位。
而就是如此“给力”的番薯，还有着“不争肥”、“不劳人工”的巨大优点，“工力未半于农功，丰登自倍与百谷”。农学家徐光启一共总结出番薯的“十三胜”，他在《农政全书》中掷地有声地指出：“农人之家，不可一岁不种。”
如此大利民生，在灾荒时能力挽狂澜的农作物，仿佛是一个高效的社会稳定器，自然令封建政府倍加关注，大力推广。而与之相比，玉米亩产优势并不特别突出，且当时流民主要在斜峻的山地上种植，造成了水土流失等严重的生态恶果，弊大于利，遭遇冷眼也在意料之中。
如果说北宋时占城稻在南方的普及是一次伟大的农业革命的话，那么，明清时期以番薯为代表的美洲作物引进中国，同样是一场波澜壮阔的革命，它强势改变了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在南方番薯是开发瘠地的先锋，在北方它的招式则更为凌厉——以高产击溃诸多本土作物，挤占大量肥地。可以说，在粮食作物的激烈竞争中，番薯是丛林法则的胜出者。在进入中国二百年多年后，几尺柔软的薯藤已经盘织起长城内外，大河上下。
“人口奇迹”背后的无奈和困顿
在番薯长袖善舞的时代里，一场关于人口的传奇大戏也在神州大地上轰轰烈烈地上演了——明朝后期，中国人口约为六七千万(一说为1亿左右)，并与各种天灾人祸接连遭遇。“人民饥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人死取以食”。昔日繁华地二百里内断绝人烟，让史可法仰天长叹“中原不可为矣”!明清改朝换代，更是引发了无数大小杀戮。浩劫之后，最惨重的巴蜀地区“孑遗者百无一二”，“荒烟千里”，一省之人口还抵不上原来的一县。
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尽管遭此荼毒，中国人口数量却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大举反弹，甚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攀升。仅在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这百年间，就剧增了近3亿，是名副其实的人口大爆炸。
究其原因，除了清中叶以来的社会安定，“摊丁人亩”使大量匿报户口得以上报之外，粮食生产革命也功不可没。稍作考察便可发现，人口增加幅度最大的省份也是番薯等高产作物推广最成功的省份。《中国人口通史》甚至给出了这样的结论：番薯就是清朝中期以后人口继续得以高速增长的基本原因。“胜种谷二十倍”的番薯养活了不断膨胀的人口。
然而，番薯虽然立下赫赫功劳，但当它被人们长期过度地使用时，便也生出痼疾。明清时期，因为番薯等高产作物的广泛种植以及税收制度的改革，人口繁衍成本降低，人口数一路飙升。为了糊上越来越多的嘴，穷苦的人们大面积毁林烧山，种植番薯，导致了严重的水土流失，“焚树掘根，山已童秃”，“一遇淫霖，沙随水落倾注而下”，“溪流堙淤”，几年后沃土无存，而人丁持续增加，必须另寻山地垦荒。砍伐森林越多，水土流失越严重，甚至引发地区气候变化，天灾愈烈。或许可以这样说，番薯实现了贫民们果腹的卑微愿望，却也使它统辖的疆域陷入无法自拔的结构性贫困，其消极的影响是深远和重大的。有学者认为，正是人口、番薯和灾害的恶性循环，进一步掏空了那个孱弱腐朽的老大帝国。
而在几十年前的饥荒岁月，当中国人被“下一顿有什么可吃”折磨着的时候，番薯既是救命稻草，也成为一种无奈。一年到头吃，作心反胃，口吐酸水。“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中唱出了民生的悲哀。后来，连番薯的高产也浮夸风扭曲成可怖的数字，在“红薯亩产百万斤”的弥天大谎的背后，是连番薯也没得吃的岁月，以及无数凋零的村庄和在饥饿中死去的人们。
王者归来，番薯的神秘未来
写满饥饿的年代终于过去了。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红薯逐步从主食中退出，转而成为饲料产业的支柱。丰饶的日子里，它的重要逐渐被人们淡忘了。
2006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一则公告，列出了13种对健康有益的最佳蔬菜，番薯赫然位列榜首。而在日本国立癌症预防研究所对有明显抗癌效应的蔬果所进行的排名中，熟、生番薯也分别名列第一、二位。人们更惊奇地发现，很多赫赫有名的长寿乡，诸如中国巴马、日本冲绳，番薯都是当地最常见和传统的食物。
一个奇妙的轨迹出现了——番薯刚来到中国时，一些吃惯细粮的富户感到新鲜美味，曾将其作为宴席上的高档菜品。而在穿越岁月和饥荒，走过长长的一段路之后，不知从何时起，它又开始悄然进人中国人的宴席，并以健康长寿食品的崭新身份重新登场。这艘饥荒中的方舟，在拯救了无数生灵后，继续给人们带来的，是宝贵的健康。
实际上，在粮食危机和农业话题被全球聚焦的今天。这种神秘的植物仍在不断自我超越。当年，亩产数千斤的它以其高产征服了天下苍生，今天，它的亩产最高已可达数吨，且仍有巨大的潜力。在农业科学专家的眼中，它是中国乃至世界粮食安全的最重要的保障之一。
或许，这种平凡而神秘的植物，正在酝酿着一个更为神奇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