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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学通史》二、基础理论和临床研究与发展·

明代医学在诊断学、病案书写格式、医学书籍编著和传播、医德论述和医史研究上,均有较大发展。

(一)诊断学的研究与发展

明代医家在诊断上大都强调四诊兼备,脉证合参,强调全面掌握材料,抓住纲领,辨证施治。八纲辨证纲领即在明时发育成熟,脱颖而出。在遣方用药上,强调勿胶执,方应适证,药宜应病,不能胶执古方以治今病。在舌诊、问诊、脉诊上均有系统论述。

1、舌诊:明代舌诊受到广泛重视。16世纪下半叶,申斗垣著《伤寒观舌心法》,是继元代敖氏《金镜录》后又一集大成之作,他临床经验丰富,注意舌的观察,亲自给图,经长期积累,绘出135种舌图,运用分经、运气答理论,把舌和证联系起来,观舌成为诊断重要依据之一。

2、问诊:中国医家历来重视问诊。李梃的《医学入门》指出,问诊必须详尽,他列出48问,妇人需再加4问,产后又加4问。徐春甫强调四诊合参,反对完全依脉辨证。张三锡在《医学六要》中将李梃的48问,简化为26问,张介宾又简化为10问,编成《十向歌》,易记易行,为后世遵行。

3、脉诊:明代脉学专著甚多,一些类书、全书、方书、本草、临床专科著作,也常兼及脉学。现存脉学著作有:吴昆的《脉语》、李中梓的《诊家正眼》等近30种。影响最大的是李时珍的《濒湖脉学》。

濒湖脉学》摘取诸家精华,分详27种脉。对同类异脉鉴别,各种脉象主病,既能博考,又能精研,编成歌诀,便于诵习。李梃的《医学入门》亦列27种脉,与《濒湖脉学》相较,少一牢脉,多一大脉,余皆同。徐春甫在《医学入门捷径六书》中指出,脉为“元气之苗,死生吉凶之先见”,是判断表里虚实的依据,吴昆《脉语》列怪脉12种,较前人多4种。

张介宾的《景岳全书》,专列“脉神章”3卷,对脉神、正脉16部、脉之常变等有详尽论述。李中梓的《诊家正眼》,较《濒湖脉学》增一疾脉,列脉象28种,在《医宗必读》中,他列浮沉迟数四脉为纲,以统余脉,长、短、弦脉则列于四纲之外。李中梓认为领会脉象,不能只凭语言,须通过临床揣摩。

4、八纲辨证:八纲辨证,是指导中医临床思维的基本原则,它的内容可追溯到《内经》和《伤寒论》。明初楼英在《医学纲目》中;明确提出八纲,“诊病者必先分别气血、表里、上下、脏腑之分野,以知受病之所在;次察所病虚实、寒热之邪以治之,务在阴阳不偏颇,脏腑不胜负,补泻随宜,适其所病”,1477年,王执中在《东垣先生伤寒正脉》中指出:“治病打字,虚实、阴阳、表里、寒热八字不分,杀人反掌”。方隅1584年出版的《医林绳墨·伤寒》中说:“虽后世千万方论,终难违越矩度,然究其大要,无出乎表、里、虚、实、阴、阳、寒、热八者而已。”1624年。张介宾在《景岳全书·阴阳篇》中,认为阴阳是医道之纲领,诊病施治,必先审阴阳。在《景岳全书·六变辨》中又指出:“六变者,表里、寒热、虚实是也,是即医中之关键。明此六变,万病皆指诸掌矣”。除缺少八纲辨证的术语外,表述得已十分明确。

(二)病案格式的建立

病案格式规范化是诊断治疗规范化的重要环节,它促进着医学的进步。明代出现了整理古代病案的专著,提出建立病案格式的具体要求。

1、韩懋的“六法兼施”

韩懋的《医通》,提出书写病历,要六法兼施。六法指望、闻、问、切,论、治。

六法作为填写医案的具体要求是:一望形色,如肥瘦、高低、肤色、润槁,主要看发育状况、形色神态、有无精神等。二闻声音,如音质清浊,发音洪细,说话有无气力等。三问情状,是问诊要求。韩氏提出“八何”,包括时间、地点、病因及治疗史。四是切脉理,按三部九候。五是论病原,提出六问,六是治方术,是研究治疗措施及效果的。韩氏认为,凡治一病,宜用此式一纸为案,填清年月日及地点,表明风土时令,再望之、闻之、详问之,以察其外;然后切脉、论断、处方,确立诊断和治法。各各填注,使病者持纸待续,更换医生,也有所据,还可使医生深入思考,做到百发百中。

2、吴昆关于病案格式的概括

吴昆的《脉语》对病案格式进一步概括,他称病案为“脉案”,“脉案”一名,流行至今,医家仍用之。书写内容分七条:一是时间籍贯姓名,时间占运气,地点占脉之方宜。二是望诊和闻诊,包括年龄、体态、神色、语声等,用以合脉。三是病人的苦乐、病由和发病时间,观其精神状态和疾病久暂。四是始发病、治疗措施及疗效,以为参考。五是昼夜孰甚,寒热孰多,喜恶何物,是疾病现状,以辨气血,察阴阳脏腑,六是写出病名定诊断,以及诊断的理论根据,区分标本缓急,确定某藏当补,某藏当泻。七是处方加减及用药目的,写清处方原则,药物配伍方法,令病人了解治病措施,以积极配合治疗。吴氏指出,病案后应有医者签名,以示负责,使病家验医者之工拙。

韩氏的“六法兼施”和吴氏的补充,对病案格式规范化起着奠基作用,对医学发展和后世医家也有重大影响: